历史
宜兴产茶历史久远，古时就称之为“阳羡贡茶”、“毗陵茶”、
阳羡茶
“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名弛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国山”，即今之离墨山。据《宜兴县志》载：“离墨山在县西南五十里……山顶产佳茗，芳香冠他种”。到了唐代，被称为“茶圣”的陆羽，为了研究茶的种植、采摘、焙制和品茗，曾在阳羡（今宜兴的古称）南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为撰写“茶经”一书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陆羽在他的《茶经、一之源》中记及：“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陆羽在品尝同僧进献的佳茗后，认为“阳羡茶”确是“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由于陆羽的推荐，“阳羡茶”因此名扬全国，声噪一时。从此，“阳羡茶”被选人贡茶之列，故有“阳羡贡茶”之称。
大致在中唐代宗年间，常州剌史李栖筠开始，每当茶汛季节，常州、湖州两地太守集会宜兴茶区，并且唐皇特派茶吏、专使、太监到宜兴设立“贡茶院”、“茶舍”，专司监制、品尝和鉴定贡茶的任务。采下来的嫩茶，经焙炒好后，立即分批通过驿道，快马日夜兼程送往就京城，赶上朝迁的“清明宴”。当时称此种茶为“急程茶”，一刻也不能延误。当时诗人李郢的诗“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驿路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便是真实的写照。
阳羡茶
而卢仝曾在宜南山区种茶，他写的《七碗茶诗》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更被奉为日本茶道文化的启蒙内容。与唐朝相比，宋代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多次到宜兴并打算“买田阳羡，种桔养老”的大文豪苏轼，留下了“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泉”的咏茶名句。元朝阳羡茶却因战争而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万历志》卷四记载：“每年贡荐新茶九十斛，岁贡金字末茶一千斛，茶芽四百一十斛”。一斛合今天的33.5升，应该说元代进贡的阳羡茶数量是十分可观的。为了适合蒙古贵族的嗜好，元朝在贡茶院之外，又设置一个名为“磨茶所”的贡茶官署，兼管宜兴的贡茶。到了明代，阳羡茶依旧是贡品。到崇祯年间，开始设立茶馆，饮茶得到进一步普及，朝廷对茶叶的生产和经销采取了更为完备的管理措施，专门设立了“茶局”和“茶引所”。宜兴至今还保留着茶局巷、茶亭等茶文化古迹。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业起起落落，但上层名流、文人雅士，仍然十分喜好阳羡茶，并由饮茶而推崇紫砂壶，使紫砂壶达到鼎盛时期。民国以来，宜兴人到茶馆品茶，已成为有些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宜兴人爱饮茶，有朋自远方来，一定要泡茶表示敬意。
如今，在宜兴竹海的阳羡茶生态观光园开门迎客的卢仝草堂，则将向人们重现茶仙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