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业的一场飓风即将刮起，目标是打破市场保护、调整利益格局、组建烟草航空母舰。
众所周知，中国烟草企业多年来之所以难以发展壮大，地方封锁对其有莫大的关系，而地方封锁之所以屡禁不止，现有体制下的工商不分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工商分离是合适的策略选择之一，这个策略眼下正在局部地区试点。
从今年2月开始，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部署和安排之下，安徽、广东和湖南、浙江四个省份先后对本省的烟草系统实施工商分离，到目前为止，前三个省份的试点已经告成，浙江的试点也接近了尾声。
在这四个省份，原所属省烟草专卖局（省烟草公司）管辖的烟厂被悉数剥离出来，划到一个全新的机构———省烟草工业公司———的麾下，新机构与省专卖局（烟草公司）平行直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领导。
有消息透露说，在7月内，国家烟草专卖局将结束试点，正式在全国推行。
有接近高层的人士向本报透露说，“国家局制定的策略是先易后难，因工商分离所涉及的范围只在系统以内，不会引发太多矛盾，所以决定作为第一步实施。”
在他看来，工商分离仅是起跑前的一个蹬腿动作，后续动作———烟草业全面重组———已经蓄势待发：去年年底，国家局曾召集各省烟草公司和部分烟厂的头头们开过一个小范围会议，对该方案进行过讨论。但由于事关重大、牵涉太广，国家烟草专卖局严令参会人员严守机密。
四省试点
至于为什么选择这四个省份作为试点，连业内的消息人士都不知其详。不过，有关安徽为什么被作为第一家，在私下场合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
在去年年底那次会议上，当国家局领导要求对改革方案发表意见和看法时，会场立时一片沉默，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何泽华第一个发言———“工商分离是必要之举，我看可以在安徽第一个搞”。国家局领导对此深为赞许，所以选定安徽作为第一个试点。
尽管此故事的真实性尚待考证，但听起来不像是无中生有。而据业内多数人的看法，选择安徽作为第一家试点与何泽华个人密切相关。
现年50岁的何泽华是烟草业出了名的强人，3年前，被调到安徽出任正职，短短几年间，让安徽从一个烟草弱省一举跃入了全国的前六强。以至于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在多种场合公开说，“3年来安徽烟草只是换了何一人，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安徽的试点始于今年3月4日，该日，何泽华接到国家局任命函，出任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总经理，同时辞去省局局长、省公司总经理和局党组书记等职务。
几天后，一个由国家烟草专卖局两位司长带队的9人工作组飞到合肥，在安徽省一位副省长的主持下，召集工商、税务、财政等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通过了安徽烟草的工商分离方案。
4月14日，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正式成立。
就在安徽的工商分离正在进行之时，广东的试点已经开幕。
4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一行6人的工作组到达广州。6天之后，原广东烟草机械配件服务中心变更登记为广东中烟工业公司，被任命为总经理的是前广东省烟草公司副总李根基。不过较何泽华而言，李根基的工作相对轻松，因为工作组随身带来了整套改革方案，只需遵照执行即可。
到了4月底，广东中烟工业公司的机构组成基本就绪，原省烟草局的工业服务部门———如经济运行处、物资公司等———连机构带人划入新公司，组成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办公室、政策法律部等5个部门。
5月28日，广东中烟工业公司正式挂牌。本来按照国家局指示，工业公司必须要与省烟草专卖局分开办公，但由于过程过于仓促，以至于广东中烟没来得及找到办公场所，只好在省烟草大楼里“就地成立”。
同在5月，湖南、浙江的工商分离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湖南中烟公司的部门与人员设置已完全就绪，被任命为总经理的是原省烟草局长周昌贡，而浙江的试点也接近了尾声。
“不改不行了”
烟草工商一体的体制延续多年，现在骤然大变，看似突然，实则必然。按照某市场研究人士的话说是“内忧外患，不改不行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市场，拥有的烟民总数高达3.5亿，近年来的卷烟销售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1／3，对于如此巨大的市场，尤其是在西方反烟运动的压力之下，各大跨国烟草巨头无不垂涎欲滴。
多年来，由于国内的诸多壁垒限制，外资烟草在中国市场一直无有太大的收获。有统计，过去数年里，外国卷烟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一直徘徊于1％－3％的水平。
但是这样的情况不会长远了。按照入世的承诺，在入世6年之后———与美国的市场准入协议则为2004年，我国对外资烟草不仅要将进口关税降到足够低的程度，而且还要取消进口许可证以及配额等非关税壁垒，对跨国烟草巨头们放开国内市场。
事实上，威胁已在咫尺，从明年1月1日起，中国将取消特种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进口卷烟将和国产烟一样可以摆上大街小巷的各种零售烟摊。
2004年，中国对进口烟草所征关税进行调整，烟叶进口关税将从40％降到10％，卷烟从现在的70％降到20％，意味着届时国内外优质香烟原料价格将持平，而国外优质卷烟价格将可能低于国产卷烟；
政策壁垒即将被突破，国外烟草巨头早已摩拳擦掌。在他们看来，占全球市场1／3的中国市场太诱人了，以至摩根士丹利称其为“一个巨大的未利用的最后的巨大国境”。
跨国烟草巨头即将逐鹿中国市场，而国产烟有无抗衡的实力呢？
中国的卷烟年生产量接近3400万箱，位列全球第一，但一沾到“强”字，就令人汗颜。
目前，全国除西藏、青海外各省份共有170多家卷烟生产企业，生产规模在30万箱以上的只有38家。
全球最大的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一年的产量是1889万箱，而中国最大的烟厂红塔集团最高峰的产量仅为220万箱左右。而一对比到利润，则更为羞于启齿，有数据显示，中国所有烟厂的税利加在一起也不敌菲莫一家。
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状况，其主要症结之一是地方封锁。
自1982年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起，就规定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而烟草公司既管生产又管销售。
在工商不分的体制之下，由于烟草的主要利润点在生产环节，各省烟草公司出于利益和业绩考虑，力保本省的卷烟产品，更何况，本省的地方政府还在背后施加有强大的压力。
保护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排除异己———将外省烟尽可能地拒之门外。由此国家专卖体系变成了地方专卖。
由于地方封锁，造成一个直接结果是强者不能强、弱者不能死的局面。
工商分离，正是试图从这一症结入手，打破地区封锁，扶持国产烟做大市场大品牌，以与势大力雄的外烟抗衡。
税制之痛与“井田制”
然而，对于工商分离能否引领中国烟草走出困境，业内人士并不乐观，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之举。
表面上看，工商独立经营利润独立核算，工业公司管辖权收归国家局，意味着省烟草专卖局对占烟草业利润大头的工业部分丧失管辖权，地方丧失了原来名正言顺的发言权。
但实际上，地方封锁的动力却并未消失，因为财税收入体制未变。
烟草作为特殊商品，寓禁于征。其重头税种———消费税征收于生产环节而非销售环节。也就说，产多少按比率收多少，即使没有销路，堆在仓库也要交税。
而对于税收的分配，中央和地方却有约定：每年中央对地方除返还基数外，对两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部分按1∶0.3比率再返还。
如此一来，卷烟两税特别是消费税与产烟地区的财政收入密切相关。例如，在云南、湖南这两大产烟强省，其烟税占财政收入比重是70％和40％。
还有一个事实是，在一些小烟厂所在地，烟草税收在当地财政收入中占据大头，烟税是地方政府突现政绩的一大载体。
如此一来，专卖专营和地方政府干预就构成了烟草业的“井田制”。而工商分离改变不了税制，就改变不了“井田制”，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封锁。
显然，要想实现烟草的根本变革，改革税制才是根本之道。
总体方案秘而不宣，基本框架初步显现
除工商分离之外，目前，烟草业人士私下场合谈论最多的，莫过于是国家局所拟订的总体方案了。
不过，据有关人士透露，其大致框架如下：
第一步当然是工商分离，这点已广为人知。
第二步则是由各省中烟工业公司操刀，将省内卷烟企业实施重组，10万箱以下的烟厂取消法人资格，尽管10万箱以上会被保留法人资格，但要以产权划转的方式组成母子公司，统一为一体。由此在全国形成10多个区域性烟草集团。
第三步的思路与民航重组的模式相似，即省际间卷烟企业重组合并，组成3－5个大型烟草制造集团。
而在烟草商业系统，有可能实行电信业的模式，先全国整合为一体，然后按南北或东西拆分为两个公司，相互展开竞争。
为配合这三步的战略目标，在税收和计划指标方面也将逐步作出重大调整。在财政税收方面，卷烟消费税的征收可能会从生产环节向流转环节转移；对卷烟计划指标也可能会由现在的分配方式转为集中拍卖模式。
据一位去年年底参加过方案讨论的高层人士透露，由于其中关联到多个部门———比如财政部、发改委、各省政府———该方案至今尚未完全定稿。(见习记者 王媛 实习生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