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沟通：
还有一个我发觉在国内存在的弱点，就是缺少横的沟通。什么沟通的方向都是上下的，什么都要报告到上面，上面再讲下去，就是横向沟通不够，所以很多时候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右脚不知道左脚在做什么，因为他们的报告的线条就是都指向头头，所以做头头很吃力，因为他们没有合作的方式。所以我在我们的包玉刚学校很注重横向沟通，老师跟老师当中一定要有很多的横向沟通，教孩子也是一个话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关于回馈社会：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对社会的回报，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块，如果你赢了，你很成功的话就要想怎么样回馈社会。建立我们包玉刚学校，我就是为了回馈社会，因为这是间非盈利学校。我爸爸那时候也捐了很多钱，造了北京的一些饭店。他是完全送给国家的，当时北京没有一个国际的饭店，他第一次到北京去，跟着他一块去是我的舅舅、叔叔，那时候很好玩，他们都没有房间，国家旅游局的局长跟他说，包先生没有办法，我们每天到北京来的游客太多了，我们酒店不够，要把一些人用飞机运到西安，然后一半人腾出房间给另一半新过来的人。我爸爸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捐了一个国际的饭店，现在这也就是一个不起眼的饭店，但当时是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意思在那儿。他捐交通大学的两个图书馆也是这样，因为当时是很先进的图书馆，当然现在已经破破烂烂，很旧了。然后他也捐了中英友好奖学金，浙江大学的包氏奖学金，然后就是建宁波大学，他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大学给宁波人，因为当时宁波有大概五百万人口，但是没有一所大学。
我还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指标，联合国算了各个国家捐赠的指标，发现香港是第13，你猜猜看中国是排第几?中国是排143，他排在非洲的后面，我说怎么会这么样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文化，我就研究了，我们的文化是家庭，置家为本，顾不了社会这么多。也难怪中国人是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历史动荡太多了，有太多的过去了，我自己有很多子孙，搞定他们出国读书就可以了。现在你想一想，这个不是最好，你搞定了自己还要顾社会，这是很重要的一块，为什么?现在什么都是政府管的，但政府能管多少呢?比方说在中国的话里面关于捐款的部门叫基金会。基金会实际上是有两种的，一个是赚钱的(fund)，一个是慈善的，就是捐赠的(foundation)，中国人把它混在一块都是叫基金会，赚钱不赚钱也搞不明白。所以结果政府现在都是把它归纳到国家，然后国家分一块块小的饼下去，这个就走冤枉路了，为什么不横着搞呢?我觉得慈善那一块也是要应该放下去。你有钱，他有一个组织，可以专门去帮一些人。不论教育还是别的什么，就是可以放到民间的企业去弄，这样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才可以维持一个更大的社会，因为人口越来越多，这个国家是管不了这么多的。
关于自律：
我爸爸那个时候是非常自律的，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做运动，游泳，游泳好了跳绳，一般跳一百下，他那个时候自己跳绳子，也给所有的人都送绳子。他送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也都是送绳子。他有一个在纽约的经理跟我悄悄地说，你爸爸送我一根绳子，我去海关付的税比买一条绳子还要贵，但是是老板送的，我还得去交税拿绳子。他对每一个职员的要求就是让他们运动，不抽烟，那个时候我们的轮船公司在50年代已经是不抽烟的地方了。有一天一个职员抽烟，他看到我爸走过去，就一下把烟放在抽屉里，然后我爸爸走过去说这个冒烟，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合同，这个合同在冒烟。
我爸爸有一天在路上看见一个职员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不是自己的老婆。他就把这个事挑起来，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要管人家的事，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他说有女人在外面，就容易被人勒索、敲诈，如果他们家没钱了，他就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偷，这样就会影响公司的财务。
这方面的自律他自己做的很好，人家很多人问他，包先生你是船王，别的船王都是好多女人的，那你呢?他说，我有五个，已经很够了，已经搞不定了，一个老婆四个女儿，我是没有必要再去弄了。所以他是非常的自律，晚上到10点钟人家还在吃甜品，他就说，“对不起我走了”，他就去睡觉了，因为要有足够的精神来做明天的事情，所以他的生活也是比较规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