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每一次舆论和媒体都在深挖病根。无论是对非法企业的道德斥骂还是浩叹监管机关的执法乏力，类似的错误却不断重复衍生，紧张着公众的眼球，考验着公众的耐心，损害着公众的身体，也败坏着国家的声誉。“毒水果”事件发生于“两会”之后，更是对国家政治民主进程的示威。须知，就在今年激动全国人心的开放式“两会”上，攸关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还是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焦点。“毒水果”事件充分说明，中国的法治理想和法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国家自上而下地由“法制”到“法治”的努力遭遇到了自下而上的执法人员素养低下的集体无意识抵制。因而，“毒水果”事件也充分证明好的法律制度难以落实到基层民生层面，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庸俗化行政后果的生动写照。因而，在资本、权力和公共利益三者的关系中，权力何时成为法治的奴仆而非桀骜不驯的主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和谐。“毒水果”事件，恰以滴水鉴照了监管者乏力的日食之哀。中国市场经济机制俨然冉冉升起的红日，其生命力无可遏止，但是在日面上也跳跃着不安分的资本和权力沉淀的黑子。
从欧美资本主义一出生就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原罪基因到现在服服帖帖遵从于欧美法治体系的情况分析，会让人不得不接受一个矛盾但又绝对符合逻辑的结论———资本原罪能够通过法治实现自我救赎。若其先天原罪泛滥为现实之罪，那是法治之责，是执法权力人之过。中国初涉市场经济体制，法治的不健全并非资本罪错之源，关键是执法者素质低下执法质量低下的原因。而无时不在的权力诱惑，又加重了执法者对资本的放任。
感此，透析“毒水果”事件来一通道德口水的斥骂是没有意义的。还是要从法治、资本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去研究“毒水果”事件发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