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常务副局长范汉云（正局级），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出庭应诉内蒙古金穗工业食品公司状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粮食局行政复议案。这是中央国家机关第一个出庭应诉行政诉讼的高级行政官员。国家工商总局王众孚局长表示，以后凡是以工商总局为被告的行政案件，都将由下属职能局的领导亲自出庭。
有人作出这样的判断：随着我国法治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国家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的态度已经由最初的消极对待转变为积极参与。出庭应诉人员的身份也从委托代为应诉、低级别官员应诉向高级别官员亲自出庭应诉转变。不知道这种判断是否有数据作为支撑，因此我们无法对这一判断的准确性作出判断，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从作被告中尝到了甜头。
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需要控制的部分。在发展与变化的社会形势中，行政机关须及时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调整自己的政策，以提高效率，因此行政权具有扩张性在所难免。
但是掌权者由于权力的诱惑，极易人为通过种种途径扩大手中的权力；行政权的实现必须通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些行政主体的品德、能力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导致它随时都有可能被滥用；行政权在职责上主要是管理，虽然其与司法权同属于执行权，但其执行性在现实中的体现是主动、积极的干预社会生活，这种主动性，极有可能变得无法控制。
行政争议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总要影响到相对方的权益，并且由于认识能力的原因，个人对法律、政策的理解有所不同，难免会出现错误执行法律、政策而侵犯相对方权益。另一方面，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对于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政策，根据的事实以及判断，可能会产生分歧，并且相对方可能出于规避法律的考虑，做出自认为合理的解释。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约机制，这种机制单纯靠行政机关内部监控无法实现——它不足以防止和纠正行政权的腐化、滥用。最有效的控制应当是一种外在的制约机制——行政诉讼堪当此任：它有权将不愿意介入冲突的主体纳入到自己的程序当中；通过审判组织有形的强制措施和无形的威望，阻止冲突的进一步激化；强制地恢复权利的原始状态，迫使义务主体履行义务或者做出补偿；还可以排除冲突主体因社会身份和社会力量的差异而给冲突解决带来的障碍。
民告官，或润滑了二者关系，或推动了制度进步，或清洁了行政队伍，或弘扬了法治理念，让被告获益匪浅。希望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能够出现在法庭，在忠于职守与原告进行抗辩之时，认真上好这些难得的法制课程，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王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