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口号虽已提出多年，但农产品贸易这艘船一直没有驶入“自由”的航道。在这个领域内，国际贸易组织似乎对消除各国采取的单边保护政策和关税措施表现得力不从心。直到乌拉圭回合谈判，农产品自由贸易的航船才真正开始起锚。尽管有关贸易规则被纳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议事日程，但自由航船的风帆始终没有高高扬起。1986年以来，放开农产品贸易管制的呼声开始高涨，与此同时，农产品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各国对农产品贸易自由的抑制与追求自由化的努力表现得同样积极。那么，目前阻碍世界农产品自由贸易进程的制约因素到底有哪些呢？
客观因素
具体来说，阻碍农产品自由贸易进程的客观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禀赋，另一是国家制度或农业制度。
自然禀赋又可从整个世界自然条件和各国自然资源主要是农业资源的分布状况两个方面来认识。先从整个自然条件来看，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加，可耕地资源和渔业资源正在日益减少甚至枯竭，而不断增长的工业和城市用地都在蚕蚀农田；再加上环境的退化、污染，水土流失加剧。这些因素使近10年来世界粮食和渔业生产停滞不前，全世界人口平均粮食占有量从1990年到2000年在逐渐减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自给状况每况愈下，日益依赖进口。粮食从总体充足变为匮乏。在人口不断增长、人均农业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要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来满足人口增长和人们改善生活的需要，这本身给农业带来了巨大压力，而世界粮食和农业总产量的增长率却在放慢。解决世界粮食和食物的重点在于发展科学技术，但是改善贸易条件，通过贸易来调剂余缺、配置资源始终是一条重要途径。
再从各国农业资源分布和农业发展状况来看，存在着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尤其是食物农产品产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北美、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耕地资源丰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可供出口；欧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区，耕地资源和技术发展条件都较好，具有一定生产基础，也有增产粮食的潜力，可做到自给有余；非洲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对粮食有大量需求，而农业资源相对不足，将成为世界粮食和食物进口的大户。
由于各国自然禀赋不同，能生产的农产品品种和数量不同，各自所需的农产品和食物只能通过贸易途径获得，但谁也不愿意因为购买某种农产品而花费过高的成本或影响国家的根本利益，在既有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情势下，贸易自由化便是各国所共同追求的。
正因为各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使各国贸易利益出现落差，自由贸易也就是相对的。
自然因素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可抗拒灾难、饥荒和民族冲突、战争等，都可能对农产品和食物提出额外的和特殊的要求，这无疑会对一般的贸易规则造成扭曲。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农业贸易管理制度各异，难以通过国际组织来完全协调一致。每一个国家面临的不同社会问题都将影响自由贸易的实现程度。
主观因素
影响农产品贸易自由的另一个因素是主观方面的，包括国际社会组织对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人类科技的创新发展。规则本身就是给自由制造的藩篱，不管规则多么宽松，有规则就有约束。这种约束尽管是针对坏的方面的，但它说明绝对的自由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再一个是科技革命。20世纪的农业科技革命，在增加世界谷物产量，解决人类温饱问题，推动贸易量的扩大方面，确实功莫大焉。但是滥用科技革命成果对农产品尤其是食物农产品质量的不良影响，及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负面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科技发展令人担忧的另一个方面是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施用农业保护的手段更加高明、更加隐蔽，形成所谓“技术壁垒”。由此看来，科技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自由贸易予以改进，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80年代以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真正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究竟是什么？是补贴的消除？是关税的普遍降低直至为零？还是非关税措施的全部取消？事物的本质应该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不仅仅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化、贸易效益和经济福利水平的最大化，更意味着一个良好的贸易秩序：公正、安全、协调。因此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出发点，应该首先从穷国和穷人的利益出发，关注人类的饥饿和贫穷，而不是在对本国农业保护进行了半个世纪以后，待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协调发展经济、进行农业保护的时候，却打出“自由贸易”的旗帜。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机遇来刺激农业出口，稳定和扩大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益，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福利水平，繁荣农村经济。在中国，如果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如果没有使农民真正走向富裕，中国农业贸易自由化就失去了意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便仍然遥远。(王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