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并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根据农村的实践摸索出来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改革方案。虽然后来有不少人用产权理论来解释这种变化，但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所谓的产权理论一无所知。整个决策过程可以大致描述为两条：实践行得通，道理讲得通。先有了地方上一些农民自发实践，确实管用。然后，从道理上讲，农民努力耕作多收的粮食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归自己，可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民、集体、国家，都有好处。这个改革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来了。
从1978-1982年，中国改革的重心一直是在农村，农民收入和粮食产量都提高很快。农村的改革为后来的以城市为重心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粮食安全保障。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改革不管遇到什么波折，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这就相当于在全面改革之前先建立了一个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四年农村改革成功奠定的基础，中国后来的改革，就不可能走得这么顺、这么稳。
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制度，以及政府对粮食流通渠道的严格控制，加上政府对城市供水、供电等行业的严格控制——这些行业始终没有向个人或外资开放，使得任何试图通过囤积基本生活物资、抬高价格来牟取暴利的行为都变得不可能。实际上，加上中国政府一贯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严厉态度，也没有人会认为实施这种行为后有逃脱惩罚的可能。所以这也就基本上堵死了企业家精神后向转变的通道。
通过资产投机来掠夺劳动者和获得虚拟财富的方式需要利用金融信贷体系的货币扩张。银行体系一直牢牢的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基本不被允许进入这一行业。中国政府在金融系统的严格控制，是企业家精神向上演变的主要制度障碍。对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一直都是严厉打击的对象，犯下此罪的人往往会遭到极严厉的处罚。
1992年，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的沈太福的声称自己开发出了一种高效节能电动机，并以此为名义向全社会集资，年利息高达24%。沈太福在全国设立了20多个分公司和100多个分支机构，雇佣职员3000多人，其主要业务就是登广告、炒新闻、集资，还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共集资10多亿元人民币，投资者达10万人。这场集资风暴很快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1993年4月，沈太福被逮捕，并于1994年被判处死刑。接受沈太福4万元贿赂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此外还有大约120名参与此事的官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今天看来，对沈太福和李效时的判罚在量刑上可能有些偏重。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重启改革开放大幕之后的第二年，就对这样一个案件做杀一儆百的处理，所释放的政策信号很明显：想要组织生产、销售产品来赚钱是欢迎的，想要通过金融信贷工具来掠夺财富是不可以的。尽管这个具体案件的判罚，存在罪刑适当与否的争议。但也需要看到，利用金融投机挣钱的速度实在是太快。沈太福可以在半年的时间内集资10个亿，没有什么实业能够达到这种恐怖的速度。它的诱惑力因而也就极大，即使这样的严刑峻法，依然挡不住不断的有人来以身试法。
在沈太福长城集资案的善后处理上，政府最终让所有投资者都拿回了70%的本金。仅此一项，就保护了起码十万人不被这种金融骗局所掠夺。这些金融投机者，主要并不是窃取国有资产，而是掠夺民间财富。严刑峻法之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政府严厉金融管制，中国早就成了投机者的乐园。可以合理的推测，如果没有这种持续不断的严厉打击，逐利的民间资金并不会顺畅的进入实业经营，而是被高回报的金融骗局或投机行为劫掠一空。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的孙大午非法集资案。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在经营企业过程中，由于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于是发动他的乡亲和公司员工筹资，然后逐渐扩大规模，通过建立“金融互助社”的形式，设立十多个吸储点，以高出银行利息一倍的利息在企业所在地广泛吸收公众存款数千万元。在被捕以前的八年间，这种吸储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而且存在大午集团的钱随时可取，有人家里急用钱半夜都可以取出来，可以说服务比正规金融机构还要好。
案发以后，这件事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意思的是，代表性的对立观点分别来自法学界和经济学界。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孙大午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要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孙大午提供了比银行更好的服务，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福利，也利用这些资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不应该遭受刑事处罚。
在一片争议声中，最终的判罚也非常巧妙：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判罚作出后，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孙大午立即被释放回家。这个判罚本身很有象征意义，代表了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基本逻辑：法律的规定即使有问题，在没有更改之前，违法行为也不能被视为合法，这是保证改革稳定推进的基石；但法律规定确有不合理之处的，可以在具体案件上，形式上被判违法的同时，事实上免除或减轻处罚。
抛开法律上讨论，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孙大午会提供比银行更好更高效的服务，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些钱拿去投机或者干脆侵吞？
这是因为中国有严格的金融监管和有安全保障的金融体系，如果孙大午不能提供比这个体系更好的服务，老百姓就不会把钱存进他的“金融互助社”，这种竞争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孙大午用高息揽储来投机或者侵吞，他在案发以后所面临的处罚就可能让他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这种威慑更是实实在在的。孙大午个人可能是一个品质很高尚的人。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如果没有健康的银行体系，如果没有对不法金融活动的严厉打击，孙大午这样的人就会被淘汰，而沈太福这样的人就会胜出。胜败之间，决定了千千万万家庭的财富安全和民间资金的流向。
以上说的是基础金融市场的管制，在其它金融市场上的管制同样重要。
1995年的“327”国债案件。万国证券的老总管金生，在炒作327国债期货的过程，由于判断失误，面临数十个亿的巨额损失。不甘心失败的管金生，在327国债期货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最后7分钟，利用刚刚建立不久的国债期货市场的制度漏洞，采用违规操作的方式，瞬间调集了2112亿元的巨额资金疯狂打压对手。很多优秀的企业家，踏踏实实做一辈子实业都挣不到这个钱。这种钱都可以赚，还有什么人会安心做实业挣钱？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上海证交所所长尉文渊被免职，国债期货市场被关停，至今仍然没有重启。
德隆公司的创始人唐万新也是靠做实业起家，在新疆开彩印店，然后又经营电脑、打印机，中间经历过破产，但最终还是挣了不少钱。正因为深知做实业的辛苦，在1992年从股票市场上暴发一笔之后，他就毅然抛弃实业，全力从事金融投机。他利用违规借贷和高利益募集来的资金，廉价收购国有企业股份，然后到股票市场上操纵股价，然后再以此为抵押借更多的钱，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德隆坐拥1200亿元的资产，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金融市场上的“巨鳄”。
2004年，由于无法偿还债务破产倒闭。由于德隆借贷的波及面实在是太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财政掏钱从个人投资者手中购买债权，10万元以下的全额收购，10万元以上的九折收购。仅新疆一地财政就承担了13.5亿元的不良债权。主犯唐万新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由于唐万新在案发之前就已经出逃国外，在多方劝说下回国协助办案机关理清德隆的债权债务关系，挽回了不少损失，可以视为自首加重大立功表现，这个判罚还比较公正。
德隆案中最值得反思的是监管部门为何会等到德隆的资金链条彻底崩溃以后才出手？在这之前，“德隆系”在股市上的名声早已如日中天，足以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2001年，《新财经》杂志发表了郎咸平的长篇研究文章，完整而且很客观的揭露了德隆的问题。此后亦有多家媒体跟踪报道。全社会都知道德隆有严重的违规操作。证监会也都在内部形成了对德隆的长达1500页的审计报告，但不知为何就是没有出手处理。
如果监管部门能够提前数年处理德隆问题，则德隆案对社会的冲击就要小得多，国家财政也不会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难道仅仅是因为德隆是“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标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保护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就是在摧毁一大片民营经济。
德隆集团在融资过程中，曾经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将全国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的18732家企业全部纳为“重点客户”，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自己在股市上打出来的名声为后盾，进行地毯式的集资，主动上门提供各种金融理财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不分民营国营的。它只会盯着钱，而不会盯着所有制。所以这种金融投机行为所伤害的范围，只能以产业来划分，而不能以所有制的划分：它就是一个金融投机资本掠夺实业资本的过程。因此政府的金融管制，就是在保护实业、保护企业家，而不是什么新体制旧体制的问题。
德隆资金链断裂以后，交给德隆7000万委托理财的江苏亚星集团的董事长李学勤赴京绝食讨钱。他对媒体记者说：“如果这7000万要不回来，我只有一死以谢亚星的6000名职工。”在一间小会议室里面，56岁的李学勤老泪纵横，嚎啕大哭，头撞会议桌向唐万新讨钱，场面十分凄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金融监管体系出现了漏洞。每一个这样的漏洞，都可能导致一大批像亚星客车这样的企业被瞬间打垮。这样的企业如果要垮，应该垮在市场竞争上，由于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或者内部成本控制不力而被淘汰。淘汰的结果，就是更先进的企业更优秀的企业家胜出，就是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