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性的觉悟”，就是掠夺存量财富的边际收益高于创造财富的边际收益。资本平均成本则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财富，比如对石油进行冶炼加工，用原材料制造出机器等带来的的价值增值那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存在的存量财富。比如石油和铁矿石，这些东西具有经济价值，但它的价值不是谁创造出来的，而是亿万年的自然力的作用所形成的。
在经济中，这还包括了那些在集体经济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所勘探、建设而形成的自然资源开采能力，以及其它一些经过多年经济建设形成的国有存量财富。在国有体制下，这些财富为政府所掌控。企业家要进行生产创造，他获得财富。但同时应该向存量财富的所有者：政府支付全民红利及税收。这一部分将会成为政府财源。企业家如果想要赚取更多的利润，合理的办法是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和资本利用效率，由此推动平均成本曲线向右移动。
但是，私有化的改革，为企业家赚取利润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就是低廉的获得国有存量财富。即利用各种手段，把存量财富的价格压低廉价收购，将这一部分财富据为己有。当投入同样的时间和财力获得这个部分利润的边际收益高于经营实业的边际收益的时候，企业家就会向掠夺者转变，而无心再去推动生产平均成本曲线向右移动，社会经济发展就会放慢或者陷入停滞。
这种掠夺结束以后，也就是掠夺者们把存量财富瓜分完毕以后，他们会重新变成企业家，老老实实的推动整个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吗？这也正是青年改革派们以及支持“休克疗法”的西方学者所希望看到的结局。这种转变并非不可能。但是，它必须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从企业家变成掠夺者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掠夺者变成企业家则非常困难。掠夺是人类从动物中继承下来的兽性，乃是人类的第一本能，几乎不需要学习，这个过程也相对简单。
西方经济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似乎认为只要是个人呆在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就可以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一个掠夺者只要把东西掠夺完了，自然就可以转而变成企业家了。企业家才能乃是人类具有的难以复制和难以捉摸的创造力，乃是一种极为稀缺的经济资源，不是人人都有的。整个社会的竞争机制如果能够正常运转，才能通过优胜劣汰，保证那些具有开拓市场和组织生产的创造性才能的人物坐在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
如果一个制度让掠夺行为的收益高于创造行为，在这个制度中胜出的人物，必然是一批胆大妄为、厚颜无耻，蔑视社会正义和各种法律规则的人。这些人已经习惯了通过掠夺来一夜暴富，要让他们突然具备理解消费者的各种精致的需求，用现代化的理念来管理企业，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而且也太辛苦了。
出于对企业家创造性才能的无知或者是故意的曲解，西方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种“风险偏好”理论来解释企业家才能。也就是说，企业家就是一群具有风险偏好的人物，喜欢通过承担较高的风险来获得较大的收益。这种理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数学模型引入对企业家行为的分析，只需要利用概率理论和一堆漂亮的曲线，在加上一堆数据就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比如说某些人愿意冒损失30%财富的风险，得到超过“平均利润”30%的“风险溢价”，如此等等。
这种理论看起来很漂亮，理论体系也很完整。但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是错的。
一个经济理论是“对”还是“错”，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它能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能不能得到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结论，而不在于它的公式或图形够不够漂亮。按照这种“风险溢价”的理论，不管是掠夺者还是创造者，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在冒风险。那些掠夺者既然如此热爱冒险，必然也可以很容易的变成企业家。而且它向社会宣传一种极为糟糕的致富方法：冒险。我们时常可以从一些热爱股市或者房地产投机的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话：“高风险才有高收益嘛，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这种话的背后，是有经济学理论支持的。
缺乏对企业家才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经济理论，其实就是在努力把市场经济解释为一个赌场，企业家就是其中的赌徒。这种理论首先把人类创造力假定为一个标准化的无差异的东西，然后假设所有人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都面对着同样的风险。此时，数学就可以出场了，这个风险是以20%的概率损失30%财富，或者是30%的概率赚到40%的利润都可以，然后就是公式的计算。
经济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各种模型、实证、计算机都可以派上用场了。按照这种人类才能无差异的理论，那些勇于利用制度漏洞掠夺国家自然资源和其它国有财富的人，也必然在面对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的时候表现卓越。因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嘛，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不变成优秀的企业管理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就是市场经济。
然而事实是：做同样的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风险。在面对风险的时候，企业家并不是简单的去冒险，而是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把风险化解，创造出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在别人赚不到钱的地方赚钱。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风险溢价，而是对这种创造力的回报。
以时下备受关注的“高利贷”问题来做一分析。如果按照“风险-收益”理论，高利贷是没有问题的：高回报、高风险。如果借款的一方不能提供很可靠的还款保证，贷方所要更高的利率理所当然。
然而，这种风险必须是可控的。银行按照一定的利率发放贷款，对风险的控制相当严格，有一套非常专业的风险评估与控制系统，这也是金融学的研究重点。如果借款人经营失误，拍卖固定资产也好、找担保人代陪也好，总之是要把钱要回来。如果借款人不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干预，把银行贷款拿去用于个人挥霍或投机的，还会遭到“贷款诈骗罪”的追诉。在这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安排之下，在经过专业训练的金融系统工作人员的审查之下，银行才敢把资金贷出去。银行能够从发放贷款中赚钱，不是因为它承担了风险，而是因为它能够控制风险。
对于放高利贷的人来说，他由于控制不了风险，而通过提高利率来抵消高风险或者说索取“风险回报”，是正确的吗？按照本文的分析，一个人如果承担他控制不了的风险，他就必须会遭受“风险损失”，而不可能获得“风险回报”。这种情况在民间高利贷案件中屡见不鲜，往往是一个高利贷案件爆发。借贷者出逃或被捕，背后就有成千上万的贷款人蒙受损失。这种损失仅仅是由于“风险”带来的概率问题吗？
浙江东阳本色集团女富豪吴英通过高息吸纳浙江民间资金来从事炒期货、炒股、炒房进行投机以及本人用于购买珠宝、好车等方面的挥霍，最后无力归还的欠款高达3个亿。那些向吴英发放高利贷的人，显然大部分都要承担损失。
什么人可以控制这种损失的风险呢？根据吴英在法庭上的供述，在她难以归还高额债务的情况泄露出来以后，“2006年12月21日起，因债务纠纷我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林、杨志兵、高峰等十余人绑架，失去人身自由达八天之久，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的上亿元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4处房产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拿走……”
在吴英集资案中，谁能控制风险呢？那些敢于采用绑架、抢劫、诈骗的手段来回收资金的人能够控制风险。这在民间高利贷中十分常见。那些职业的高利贷发放者绝不是所谓“风险-收益”论的忠实信徒，实际上他们可能根本就没听说这种东西——如果他们相信了这种理论，一定会亏得血本无回。这些人之所以敢放高利贷，是因为他们能够采用诸如暴力讨债之类的方法来保证自己放出去的钱能收得回来。而普通的放贷人，只能是在风险面前被洗劫一空。这不是概率问题，而是一种定向选择。
除了暴力行为介入获利以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控制风险。2011年11月7日，江苏丹阳建设银行分理处行长卷款千万出逃。据记者调查，该行长也卷入了高利贷案。他经常向与银行有关系的客户发放高利贷，其基本方式如下：某客户急需用钱需要找银行贷款，但是银行贷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审批。在这段空隙内，该行长就先把钱垫上借给客户，等贷款审批下来再由客户归还，这是一种“过桥贷款”，即临时填补企业资金空缺的，一般都会索要高额的利息回报。据当地一位证券公司的知情人透露：“过桥资金以前担保公司、典当行做得多。但是这两年做过桥收益很高，他资源广，都揽过来自己做了。”
为什么该行长能放高利贷赚钱能够把担保公司、典当行的生意抢了呢？因为他是行长，最后客户的资金能够审批下来他最先知道，而且实际上拥有很大的决策权。所以他知道，该企业的贷款还有多长时间就能下来了，现在这段空隙贷出去有没有收回的保障，因此他就能够控制风险。但是最后可能是贪欲太大，做的业务太广了，控制不了风险，只能卷款出逃——广义的说，有能力“卷款出逃”而不被抓住，也是一种控制风险的才能。
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内幕信息介入参与利益分配，这跟前面的暴力讨债一样，都是某种经济资源介入分配的结果，而不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问题。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任何人如果想从某项经济活动中长期获得收益，必定是握有某种可以参与分配的资源，而不是借助于风险与收益的概率。这种资源，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本书前文所称的“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和“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观念，其经济学上的理论根源即基于此。
在高利贷行为中，由于利率高过了正常的企业家通过合法经营能够获得的收益率，超出这个部分的利率，参与分配的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