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的形势日渐严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把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核心议题来讨论。
货币泛滥、成本上涨是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商品流通环节严重的“肠梗阻”也是物价疯涨的重要推手。19日，国务院为整顿物价颁布的“16条”中，就包含了对理顺流通环节的指示。而各地在重压之下，除了给市民发放补贴、扩大生产供给之外，也纷纷对商品流通环节动手术。像北京，就准备调整之前的有关规定，蔬菜等鲜活农产品运送车辆可以24小时进城，不再受白天不得进入五环内的限制。同时，做出类似政策调整的还有兰州等城市。
流通环节的板子要打谁?在我们看来，除了流通企业和中间商之外，政府的责任也很大!北京对货车白天不能进入五环内的规定源于减轻交通压力，看起来与物价并无太大关系，但其实影响甚大。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基地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玺称，新发地的农产品价格在全国是比较低的，但从新发地到市区，这个“最后一公里”，农产品价格突然翻几番，什么原因?就是不合理的政策限制流通。货车白天不能进城，只能依靠面包车。而新发地163家配送中心中，几百辆负责配送蔬菜的面包车，居然没有一辆具备合法的身份。交警看到了要罚，因为按道路交通安全法，面包车是客车，不能运货。而商贩被罚后，会将损失转嫁给消费者。
在原来的政策下，不仅蔬菜运输，几乎所有商品都受到影响。如京城著名的商业中心王府井，由于昼夜实施货车禁行，导致物流企业只好用金杯小客车来送货，但8辆金杯车送的货才相当于一辆货车。物流企业抱怨，这不仅非法，而且效率低下，还增加了交通压力，并且使得物流成本大增，最后形成一个各方皆输的结果。物流企业颇为怀念北京奥运会期间，因为保障奥运物流畅通的特别要求，扫清了所有不合理限制。但可惜的是，奥运会闭幕之后一切又回归原样。
这次在物价上涨压力下，打通物流障碍的改革能否持续，尚不得而知。但已有情况好转的例子。近日来，上海本地菜和部分外埠菜出现了明显降价，原因是增加了蔬菜直销点，同时很多小区可以让菜农直接进场销售。而过去，城市管理者为了市容往往把菜摊都集中到大型的菜市场当中，除了建造成本以外，还要增加他们的管理费，这就使得销售成本大幅上升，也是当前菜价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让菜摊在特定的时候和有管理的情况下回到街头，减少了行政管理环节，自然效果不错。
不合理政策造成的流通障碍在全国比比皆是，这都是政府制造出来的额外成本。从更大范围看，交通运输领域的行政割据和各种形式的垄断也亟待改革。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发现：从中国内地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原因何在?竟然是权力腐败：由于中国大陆铁路货运超负荷，流通商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5000到50000人民币之间;高速公路运输也不便宜，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说，广州到北京的高速公路，过路费加起来就要1400元人民币，除此之外，还要有大约1000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
上述问题除了深层次的体制原因之外，也与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的短视、片面有关。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台并没有经过科学合理的研究和调查，往往带有极大的随意性;甚至是为了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不顾整体。北京市在奥运会之前就曾下文规定黄标车不能上路，同时实施单双号限行，结果使得物流系统出现严重问题，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水果、蔬菜、肉食品等由于供应紧张出现不同程度上涨，部分蔬菜涨幅达30%。不能说这些政策有错，毕竟也是为了缓解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更应该统筹兼顾，“为了一点、杀伤一片”的政策只能说明管理水平的低下。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当前国内大范围物价上涨不仅是货币超发、结构失衡的问题，也是大量不合理的政策法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借此机会，以更科学的态度，认真梳理一下现存的不合理障碍。降低政府成本，也是调控物价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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