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利益驱动使得市场上存在着违法甚至是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比如说在食品中违法添加一些非食用物质。苏志认为，这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中国政府现阶段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下大力气、出重拳，规范食品生产、加工、消费以及流通全过程，规范涉及食品的相关行为。
对于食品安全，生产者饱受指责，监管者却也备受争议。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之前，食品安全监管由农业、卫生、食药、质检、工商、商务、海关等多个部门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进行各自独立的分段监管。今春全国两会前夕，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厚就直言：“食品监管体制仍未理顺。”
对此，罗云波表示认同：“现在的食品安全，大家批评最多的就是监管体制。这个体制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多龙治水’，‘鸡多不下蛋’。”
针对这一问题，苏志分析指出，分段监管是中国现有的体制造成的。目前情况下，任何一个相关部门都不可能把食品安全所有问题都承担起来。所以，从高层政府层面成立一个由副总理牵头的委员会，在目前是必须的。
按照新的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由农业部、卫生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其被称为“4+1”体制。
农业部对种植养殖食品农产品生产的环节进行监管，包括农业的投入物、饲料等等；国家质检总局以及各级质检系统对食品生产加工环节进行监管，质检总局下的食品进出口局进行进出口食品口岸的管理；国家工商总局作为专门规范市场的行政执法部门，对食品的市场流通环节进行监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参与销售环节的管理。这就是“4”。“1”就是卫生部有责任把四段分段管理，通过一些机制和制度整合起来。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更不是靠监测出来的。”
在陈君石看来，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强度和投入应该说都超过了其他国家。农民分散生产，中小型企业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所以存在着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隐患。在这些条件没有根本改观之前，中国的食品安全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国家缺少农产品的安全标准。不管是农药材料，还是其他投入品的标准，不管是国家的标准，还是农业部的规定，都是相当齐全的。问题是能不能遵守。”
来自外部市场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食品贸易增长明显。1978年食品出口总额为61.05亿美元，进口总额为20.29亿美元。2008年食品贸易出口额上升至405.0亿美元，进口额为586.6亿美元。1978年至2008年年均出口增长率6.51%，进口增长率11.87%。
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第四大农产品进口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预计，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农产品食品第四大出口国。这是因为全球农产品贸易在升级，在向食品和农产品加工贸易方面发展，中国近期具有这样的优势。因为对大豆等原料性产品的需求，中国也可能成为第三大进口国。
在中国农产品食品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食品安全管理已经成为扩大食品出口的一个关键因素”，程国强表示，最主要的背景是发达国家最近十几年来由于二恶英、禽流感等事件推动他们转变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传统贸易措施如关税配额等对国际贸易所起的作用逐渐削弱，而以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
在应对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技术性贸易保护主义预期。发达国家不断提高进口农产品的技术标准，内容更加复杂，涉及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动物福利、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
程国强指出：“日本、欧盟、美国等相继修改了食品安全卫生法。我们一方面学习他们的管理体系、供应链体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措施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比如说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它对日本国内控制农药残留是非常有效的，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国对很多国家的农产品输出。欧美等国家提出了质量可追溯的要求，抬高了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门槛。”
日本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简称《肯定列表制度》)，就是食品安全措施所带的壁垒中的一项。该制度要求：食品中农业化学品含量不得超过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对于未制订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农业化学品，其在食品中的含量不得超过“一律标准”，即0.01毫克/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