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外交”超越了“乒乓外交”
1998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国际讨论会上，袁隆平获得“杂种优势利用杰出先驱科学家” 称号
《瞭望东方周刊》：在急需粮食援助的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你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可以说，“杂交水稻外交”为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巨大！
袁隆平：“杂交水稻外交”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国务委员、原外交部长唐家璇提出来的，他说：“‘杂交水稻外交’ 是一张王牌。”
一些出访各国的大使回国时，我跟他们提起了“杂交水稻外交”这件事情，他们都很感兴趣，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都很短缺。技术推广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越南，通过种植杂交水稻，已经从粮食进口国变为粮食出口国。
《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杂交水稻外交”与常规的“对外援助”有什么不同？
袁隆平：技术上有所改进。同样是一笔援助款，以前用于帮人家建设公路、电站等基础设施，现在作为给对方培训技术人员的经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我们派专家过去传授技术，他们要有日常开支，要发工资。这样一来，钱最终又让我们赚回来了，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双赢”。我的助手长期在非洲指导杂交稻技术，那里以前平均每公顷产量为4.5吨，而现在，已达到了每公顷七吨。
《瞭望东方周刊》：将近30年的“杂交水稻外交”中有没有让你印象较深的事情？
袁隆平：有一次我在墨西哥接受“杰出先驱科学家”奖，一共有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五个受奖人中四个是美国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向来都是很低调的，但那次，确实感到很自豪！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杂交水稻外交”肩负着多重意义，不同于曾经的“乒乓外交”，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的？
袁隆平：那时候我们国家又贫又弱，别的国家看不起我们，“乒乓外交”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影响，特别在促进中美关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粮食解决了吃饱饭的大问题，我觉得“杂交水稻外交”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乒乓外交”。举个例子，我2004 年出国的时候，有五个国家的总统级人物接见我，以色列总统还亲自给我颁了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时候，我是代表一个国家，说明中国人是有志气的。
杂交水稻技术推广路仍很长
近30年来，袁隆平带着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走遍了五大洲。美国著名农业科学家唐帕尔伯格说：“袁隆平，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杂交水稻技术推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袁隆平：有一些困难。比如非洲的一个国家，我们派人过去后，对方的水稻亩产上升了，水稻种植面积反而降了下来，原因在于，它们种植水稻的经费，是政府出一半，农民负担另一半。但政府是贷款的，农民又没有钱，种不起杂交水稻，面积自然就下来了。
尽管这么多年中国的杂交水稻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路还很长。全世界22亿亩水稻田，如果有一半种上杂交水稻，按每亩增长150公斤算，能多养活4.5亿人。在粮食紧缺成为世界性危机的现状下，这尤为重要。这几天，我们就在长沙筹备一个与此相关的国际杂交水稻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