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为抑制通胀，国家通过限制出口和抛售库存压低了市场粮价，但在农资涨价、种植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形下，为保护农民收益，国家又调高了粮食收购价格。这样的政策平衡导致稻强米弱，以粮食加工企业的利润损失为代价，最终将损及农民利益
付红花孤独地坐在家门口，看着屋前不远处发呆，那里有她的3分水稻田，稻田几百米外是村里的墓地，埋葬着她5年前因车祸去世的丈夫。
在农村，家里没有男人意味着无法种田。倔强的付红花学会了耕种，一个人种了5亩水稻，但过度的劳累让她患上了腰肌劳损，儿女们大学毕业后不让她种田，但付红花还是偷偷留下了3分地，理由很简单：“我又不是老人，这么歇着人家会……”
除了抛荒外出打工的人之外，付红花在村里地最少，子女出息了，日子越来越好过，她也被村民们取了个谐音的绰号“富婆婆”。“我真是没用，人家卖谷赚钱，我却买米吃，早知道多种点粮，要是我们家老良在就好。”看着已在抽穗的晚稻，富婆婆抹起了眼泪。
9月7日，富婆婆终于按捺不住，想把几百斤打下的早稻卖给粮站，但赶集时听到的一个消息让她决定再等等：粮价可能上调。
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全国人大的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农民增收的不确定性增加，实现全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难度较大。与会的委员和人大代表纷纷建议，为保证粮食安全，应适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这一消息让富婆婆所在的江西高安市建山镇塘下村很多人选择了屯粮，而卖掉了粮食的村民则后悔不已。但他们很快会发现，可能不用太懊恼。
稻强米弱
“今年是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建山粮管所胡所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建山镇国家粮食储备库在8月20日就已经超额完成了夏粮收购任务，往年这个时间是不可能的，去年到了9月中旬才收足了粮。
高安市是江西有名的种粮大市，今年又是丰收年——当地粮食加工厂估算，当下至少还有40%的早稻留在农民手里，而往年粮站至少要收掉70%的早稻才能完成储备任务。
今年的早稻，国家最低收购价比去年高了10％，每百斤77元，高安的实际收购价格（普通稻）还要高，每百斤93元。建山粮管所8月8日开始以这个价格收购，目前已经收了680万公斤普通稻谷。
为了保护农民种粮和售粮的积极性，高安的国有粮食公司决定继续实行“二次结算”——第一次结算按91元/百斤计，若在规定期限内（到9月20日止）市场价更高，则对之前交售的粮食实行“二次结算”，补足差价；若市场价低于91元，则仍以第一次结算价格为准。为取信于村民，国有粮食公司还专门印刷了四百多份承诺书，下发到各村民小组和收购点。
去年高安补贴的差价高达每百斤8元，而且粮站没有拖欠粮款，农民拿着卖粮凭证就可以领到补贴，而很多将粮食卖给私人粮贩子和加工厂的人甚至都还没拿到卖粮款，国有公司罕有地赢回了信任。今年，农民售粮积极性大涨，到8月7日，高安全市夏粮入库4500余万公斤，是去年同期入库量的5倍。
除了自家人出力，高安还动员对向来对早稻兴趣不大的私人加工厂帮忙收购，为了让他们有动力，一些基层粮站开始出租粮库——缺少粮库一直是私人加工厂最大的苦处。“租仓库给私人，再由私人以粮管所的名义收粮。私人加工厂的好处是可以保证粮源和用粮优先权。而我们以后不用审批所需要粮食的全部环节，对冲了自己的成本，大家互惠互利。”胡所长说。
但相对于国有公司的大手笔，高安的很多私人粮厂今年却不敢收粮食。“稻谷的收购价调高了，但米价一直没怎么同步涨，稻强米弱，私人公司利润没有保证，自然不敢动了。”江西省粮食局调控处处长戴杭生解释说。
稻强米弱，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古来就有“粮价是万价之基”的说法，今年，国家宏观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控制通胀，粮价自然是主要调控对象。在国际粮价以超过100％的幅度上涨之时，中国政府选择了限制粮食出口，防止国内价格同步上调，同时，国家大幅度抛售库存，以抑制市场价格。
但另一方面，农药、化肥价格等农资价格已比去年同期上涨了几成，种植成本大幅上升，江西省粮食局调控处的调查显示，在江西大米产区，好的地方早稻的成本是80元/百斤，差的超则过了90元/百斤。不能让谷贱伤农损及农民利益、危机粮食安全，国家上调最低收购价格也是必然之举。但是，当今年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都比上年贵20％以上时，粮食保护价提高10％仍显不足。
抛出的库存要补齐。戴杭生介绍，今年不仅在江西，全国主要粮食产区都出现了反常的收购热潮，“中央储备粮除了正常的轮换外，重要的是补库。同时，今年中央明确要求地方粮食储备的库存要更为充实。”“库存短缺确实非常严重。”建山粮管所胡所长坦承，今年早稻收购中，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一些粮站降低了收购标准，没有晒好风干和水分不达标的粮食，今年也照常入仓了——由于国家按规定的储备数量定额给予补贴，这使得国有粮企在轮换补库时更注重数量而非质量，并且力求收购价格越低越好。前期是担心收不到粮而不断抬高价格，现今补库增储任务基本完成，压价就将在所难免。
在戴杭生看来，早稻价格必然回落，一旦储备粮充实，接下来的就是粮价下跌，“市场机制将很快发挥作用”。
稻田守望者
往年的早稻价格都是粮食加工厂先涨价，粮站后涨价，今年截然相反。
在高安，国有粮站为了任务而抢收，私人加工厂为了保证粮源，只能硬着头皮帮粮站收粮，但难以保证盈利，小型粮食加工厂的日子日趋难过。
在建山镇比较有名的付氏粮油加工厂今年就已经亏损了十几万元。这个厂成立5年来，只过了2006年一年的好日子，之前粮价一直涨不起来，之后的宏观调控又人为抑制了粮食价格的上涨。
厂长付小南（外号老七）现在已经不收早稻了，“除非是老农拿板车拉来的，太辛苦，量也少，就收下，其他一概不收。”
今年，老七买进了300万公斤早稻，其中120万公斤优质稻在自己厂里加工，另外都是“即收即卖”的普通稻。之所以加工这120万公斤，是因为老七已经跟镇上中小学食堂签订了供粮合同，为了交货，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收购。
现在，各级地方储备补库计划已基本完成，早稻的市场需求正在减少；同时，出于对收购资金贷款风险的担心，各县（区）农发行规定了最高收购价格贷款标准，其超过部分由国有粮食企业自筹解决。8月底9月初，粮站满仓后，早稻价格开始从前期上涨后的高点回落。
高安的邻县新余和宜丰的粮价分别从97元和98元的价位上下行，目前高安的早稻每百斤比它们要高出两三元，老七觉得“这本身就不正常”。“早稻加工亏得很。”老七将一些收购的稻谷卖给了福建和广东两地的国家粮食储备库。这些粮食的利润已稀薄到极点。
老七希望国家能让米价涨起来。在他眼中，整个2008年的日子会很难过。
塘下村15队负责财务的副队长谢良龙承包了14亩7分水稻田，实种11亩3分。
早稻收割后，谢良龙在8月份卖了三次粮，价格从每百斤94元跌到92元。三次卖粮总共得了8447元，这些钱是他给自己刚上大学的女儿准备的学费。
谢良龙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早稻要打3次农药，晚稻则需要4-5次，每次都是100元左右。农药加起来800元左右。晚稻抽穗季节温度高，需要的化肥也多。化肥早晚二季加起来要3700元左右，加上农药总共约4500元的成本。
如果加上没有卖的余粮（包括口粮），预计早稻共将获利5000元，晚稻价格要高一些，一般能卖8500元，两者加起来是13500元，减去4500元生产成本，加上预计中的二次结算粮补和粮食直补1600元，除去水费、镇统筹和“一事一议”等总共600元，谢良龙一年种水稻的纯利润是1万元。
但如果算上人力和时间成本，这个数字很快缩水。
戴杭生坦承，整个江西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实有所下降，除了按照计税面积计算粮食直补造成种粮与不种粮的农民都获得粮食补贴让种粮农民觉得受到了伤害之外，种粮的比较效益太低是根本原因。如今，农民进城打工，一般都在80元/天，高的达到了100元/天，即使在乡镇一级打工也不会低于60元/天。“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时候大家很累，想改善下伙食，但50元买点菜和肉就没了，帮人拔花生，70元一天还管吃。如果粮价能够超过100元/百斤就会好点。”据塘下村村委会干部杨六妹介绍，塘下村的田不多不少，“没法将人逼出去打工”，所以，整个塘下村在高安市是少有的对种粮保持着“虔诚”的村庄，但如今村民们也开始动摇。“暂且不说钾肥短时间内价格翻番，至少肥料补贴不该补贴到企业，要补贴到农民，否则种粮还是不划算。”谢良龙还是个鱼贩子，每年卖鱼纯利润在1.4万元，他甚至考虑明年不种田，全心卖鱼。“听说明年抛荒要罚款，不过通知还没下发。”杨六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记者手记】
农民为何不愿种粮？
山东聊城东阿县，这个以阿胶闻名的地方也是国家优质小麦的生产基地。农民田庆珠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一家4口人只有6亩地，全部种了小麦和玉米，每亩的平均产量只有800斤。小麦价格的涨幅徘徊在每斤1角2角，但今年耕种的成本却猛涨。
田庆珠的账本上，化肥，一亩地花费从去年的120元涨到了今年的300元；农药，一亩地的花费从去年的20元涨到了今年的40元；由于柴油价格上涨，收割机的费用，一亩地的花费也从去年的40元涨到了50元。去年一亩小麦能赚300多元，今年基本是没得赚了。
再加上村里时不时修路建厂，耕地一点点地被蚕食。“以前人均2亩地，现在也就1亩4分地了。”田庆珠说。
田庆珠和其他农民都明白一个道理——呆在土地上只有穷死，指望种粮赚钱，没戏！
想赚钱，出去打工。于是，“空壳村”在华北平原乃至全国都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村里的壮劳力都出去了，留下老人和妇女种地。有的家里没人照看土地，就干脆抛荒。
随之而来的有两个后果，一是土地流转到能从土地上赚钱的人手中，再就是粮食收购越来越难。
“随着土地的发展，土地必然向少数人手里流转。”山东某县粮食局副局长判断。但无论土地怎样流转，人们大多选择种赚钱的其他作物，很少种粮食。
山东夏津县农民王大哥已经开上了小汽车，家里有18亩地，全部都种上了棉花，自己的口粮要去市场上买。彻底放弃种粮当然是有原因的，1亩棉花地收益能达到2000元，虽然，今年农资涨价太猛，收益降到1500多元，但“还是比种粮值”。
土地流转在他们县就很流行，700元就可以包下1亩地种棉花，村里最大的一户已经包下了40多亩地。
农民不愿种粮，犯愁的是粮食加工企业和国有粮站——他们收不到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