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酒业观察人士表示，2000年来到茅台的乔洪面对的并非大好局面，与五粮液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可近几年，茅台集团销售额从1999 年的9.8亿元，到 2006年62亿元，出厂价格从1999 年的168 元每瓶提高到今年的358元每瓶，零售价甚至达到500多元。虽然成绩的取得需要整个团队的努力，可主管销售的乔洪功不可没。
乔洪与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贵州茅台董事长袁仁国并称“三驾马车”，来到茅台时间不长，乔洪就在行业内首次推出“年份酒”，这个概念虽在当时并不被看好，但如今已为中国年份酒第一品牌的茅台带来不错的销售，并释放了不小的品牌价值。乔洪主管销售期间进行的专卖店建设，也被认为是较为成功的举措。同时，连续几次提价，让茅台的品牌价值迅速释放。
历史把机遇给了茅台
“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的因素。”这是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作出的断言。
历久弥新的“茅台文化”，是国酒茅台生命体中的“核心元素”。国酒茅台核心竞争力即由之所产生的影响、导向及推进、提升作用得以构成；贵州茅台酒享有的“国酒”地位，也因此是弥固弥坚的。“茅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力，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为国酒茅台书写着它的辉煌。
有人说茅台在跨越2000年的历史时空中，从被认知进入当时的主流社会视野到与社会经济“共生共荣”，便一直表现着它的蓬勃生命力。据贵州史学工作者考证，在贵州开发史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古夜郎栈道”得以修筑，是因茅台酒的物质初始形态“枸酱”而引出。《史记》记载汉武帝饮枸酱“甘美之”的赞叹，以及前人赋诗“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习部来”，既表明了茅台酒酿造历史的久远，又界定了其源生地今天的茅台镇地区。这与当今某些“白酒新贵”千方百计寻根觅祖或杜撰品牌文化历史，藉以图解品牌文化价值的做法，显然无以类聚。
对茅台酒及其文化的成长，《贵州六百年经济史》就说到：仁怀的茅台村，大约在明万历年间即有酿酒作坊。清乾隆时期，开修赤水河，茅台地方地盐业兴隆，商贾云集，对酒的需求与日俱增，兴起了许多“烧房”。及至清道光年间，茅台酒已负盛名，远销云、贵、川、湘四省的广大地区。茅台酒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已展示出品质优秀、品味特殊的魅力，茅台文化亦随之步入了成长期。
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和“世界名酒”称号。在当时，国力赢弱的中国能有像茅台酒这样的传统民族工业品牌在世界列强面前一展雄风，不能说不是茅台文化发展史页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此后近百年来，茅台酒更是以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直接参与、见证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使其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茅台文化”也随之得到了极度的提升与张扬。茅台酒被人民拥戴为中国的“国酒”，标志着茅台文化已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历史根基。这是历史对“贵州茅台”的选择，是历史把一次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都给了茅台酒，使之能凭借历史的舞台展尽自身的魅力与风采，也使茅台酒与国内其他名优白酒之间，于无形中泾渭分明地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品牌价值区隔”。
2003年国酒茅台荣获了等同于世界一流先进企业管理水平的“全国质量管理奖”。这是茅台酒创新升华的重要表现，也是国酒茅台踏上了为国际企业界公认的现代企业管理必须攀登的“文化管理阶梯”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从文化酒的标准，还是从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来说，茅台酒都堪称中国文化酒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说：“但是，我们不满足于挖掘历史，我们有必要也完全有能力创新茅台酒文化！”
“不要把竞争看作是争夺第一的竞争，而是通过竞争变得与众不同，更独特。”联想到国际上竞争力理论创始人迈克尔•波特的这句名言，不禁使人深切地感悟到，国酒茅台，作为中国企业和品牌的一面代表性旗帜，无论是决策者的思维，还是企业的创新运作，都已在时代渐流的发展中抢先树立了独特的发展战略，并且义不容辞地主动担负起了引领中国白酒健康发展的历史重任。
这一切注定：茅台是倍受关注的。茅台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隆重了些。
茅台发展的行业短板
距离贵州省仁怀市城西13公里处，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小镇。小镇四周青山围抱，曲折盘旋的赤水河淌过其间，这就是茅台镇。“只有茅台镇才能产出茅台酒。”当地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但茅台人听到这句话却别有一番滋味。建国以后，茅台集团就一直希望能异地生产，以此形成产量的迅猛增长，为此多次将百里之外的遵义市郊作为试验田，携手科研机构和专家联合攻关，却均以失败告终。失败原因在于茅台镇拥有独一无二的微生物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