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中，农民说一生大事是吃饭、盖房、娶媳妇。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虽然不能把人一下子撂倒，但长期消费伪劣食品，累积到了一定程度，身体就会产生突变。记者接触的农民中，不少人家里都有亲属在40—50岁早亡。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没有医疗保障，一旦患了重病，高额的医疗费会给家庭造成极端贫困。但在目前的生活状况及市场状况下，农民的低收入决定了低消费，而伪劣食品生产企业对农民需求与消费较为了解，打出低价位、以货易货等旗号，使劣质食品在农村市场泛滥。
天津是沿海发达城市，农民收入相对吉林要高一些。以碳酸饮料为例，在蓟县的集市和小卖部，都有可口可乐；而在吉林一些农村，连卖东西的店主，不仅没卖过，也没喝过。两地的农民都反映，当地公布的统计数字，远远高于农民的实际收入。
记者调查的大绥河镇治新村某小队，有30多户人家，户年收入3万元的4—5户，超万元的5户，5000元至1万元间的有10户，5000元以下的有15户，最少的户仅2千—3千元。高收入的户主要靠做生意，中等收入的户是靠种地、散养家禽家畜，低收入户只靠种庄稼为生。60％—70％的家庭除种地外没有新的增收来源。
记者调查中发现，一些好销的品牌食品，不少是单体小包装，零售价格从几角钱到一块钱。小店主说这种价格卖得动，像大袋方便面，名牌的卖不过杂牌的，原因就在于差了好几角钱。
由于收入水平所限，多数农民在购买食品时，首先考虑的是价格，其次是好吃不好吃，再次才是坏没坏。被采访的农民对食品的认识仅限于“食品的营养问题从没考虑，要营养就吃鸡蛋”，“白酒入口不辣、不冲、不上头，就是好酒”，“饮料又甜又杀口就行”。为数较多的农民盖房、娶媳妇一般都大量购买便宜饮料，一位农民说，这些是敢花钱的，像他家前年盖房，买不起饮料，就用醋加糖精在大桶里用井水一搅，乡亲们喝着美滋滋的。
53岁的姜凡，一家3口人，年收入1．4万元，儿子在外打工。即便是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回答买食品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他不假思索地说：“买烂乎的（便宜的）。”他说屯里人买食品，一般店主说新鲜，又瞅着干净就买。姜凡说，有些食品是用包米和骑三轮送货的交换来的，他说一堆包米换不了啥，康师傅方便面没吃过，可口可乐没喝过，年纪大了，熬点（少买、少用）没什么。
记者与不少农民交谈发现，许多农民选择食品有从众心理，看人家没吃倒喝倒，没肚子疼就随大溜买。
记者在农村调查中了解到，农村儿童是食品消费最大的群体。他们每天要花一元左右买零食，一些小孩购买的小食品，像黑皮雪饼两小片装0．20元，奶片（5片）0．50元，看似便宜，其实比城里论斤卖或大包装的单价要贵得多。
令人想像不到的是，在记者所调查的地方，农民维权意识极为淡漠。在吉林省大绥河镇是零投诉；天津有关部门统计显示，城市与农村居民申诉数量比为5．74∶1。治新村农民都买到过变质食品，发现不好就喂猪喂狗。当回答为什么不退换或投诉时，他们一致回答，乡里乡亲的，磨不开面子，怕人们说不正经。农民这种善良心，使买卖双方互相谅解、麻木不仁。
农村食品问题一大堆，而监管也同样问题不少。记者发现，目前城市里食品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农村都有，而且农村的问题更为普遍、更为突出。城市里存在食品安全监管政出多门，农村不仅如出一辙还有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
“现在农村食品漏洞太多，主要是各部门配合不到一起，技监管标准、工商管流通、卫生管发证，看似各司其职，其实不如联合执法，系统实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几位农村基层负责食品监管的人员对记者说。
“食品监管部门缺钱少人，力不从心，先得找食哪顾得上治理。”吉林省一位基层食品卫生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农村食品问题挺多，如某酱油加工点，用毛驴车拉个大桶，桶里装上兑制酱油的色素等，到大河边灌满水，搅和搅和，拉回就卖。农村应加强食品监管，但食品监管是一项公益事业，政府应保证费用，可到了基层，经费和人员都不能保证工作需要。像我们这儿，上级拨的工资仅是60％—70％，到镇里扒了一层皮后，到我们手里就剩一半工资了。这里的财政是赤字，看不到什么希望，交通工具也解决不了，这么大片地方，跑得很困难。所以他们第一位的任务，是先创收解决吃饭问题，但贫困地区创收也很难。解决经费的主要手段是以罚代管，食品定期检测也做，收200元检测费后，给一张单子，就算完事。除创收外，每年主要工作就是节假日市场检查和上级交给的任务。农村老百姓挺苦的，是弱势群体，而农村食品又是这种状况，我们也无能为力。
天津农村监管部门在经费方面要好于吉林，主要的问题是各监管部门各管一段，缺少协调统一行动。如技监部门只管当地生产企业，对外地食品缺少监管，给了伪劣食品可乘之机。
此外，尽管两地一些有关部门拒绝给记者提供有关数据，但记者多方了解到，有关食品监督与检测部门工作重点在城市，农村市场食品抽检很少，即使抽检也是水过地皮湿，执法力度较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