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框架协议擂响川渝全面合作战鼓
今年2月，重庆市长王鸿举和四川省长张中伟在《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上签字，“川渝经济区”从开始浮出中国的经济版图，标志着中国经济第四极的凸现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篇。
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以来，重庆在四川的投资额达91.17亿元，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二位。重庆嘉陵集团、宗申集团、鑫源公司等著名企业纷纷入川投资；四川的华西集团、武城集团、天歌股份等著名企业也纷纷入驻重庆，拓展发展空间。特别是四川川东、川南各市与重庆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宜宾、泸州、自贡、内江、达州等11个市参加了以重庆为龙头的重庆经济协作区，并积极参与各项经济协作活动。据统计，近三年来，各方成员共实施合作项目3650个，相互引进资金达260多亿元，商贸流通额达200亿元。近年来，两省市重大经贸活动往来也十分频繁密切。此外，重庆还是四川省重要的劳务输出地，四川共有23.19万人在重庆务工经商。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四川和重庆同处于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和南贵昆特色经济区的结合部，又是长江经济带的腹心地区，联动推进川渝经济合作，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地的共同发展，也必将在全国的区域战略布局和整个西部大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
除《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外，川渝双方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川渝两省市重大交通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合作协议》、《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的协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川渝两省市公安机关警务联勤工作的协议》、《关于加强川渝两省市文化合作，共谋文化发展的协议》、《关于共同推进川渝两省市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的合作协议》、《关于加强川渝两省市旅游合作的协议》等六个合作协议。
在成都举行的合作协议签约会议上，四川重庆双方领导表示，要以此起点，着手建立两省市更加紧密合作与交流的新机制。一是进一步加强党政交往，通过领导定期联系、部门和行业对口合作、市区县对口联系等制度的建立，做到“市场引导、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二是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通过产业、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重点在水电开发和天然气利用、汽车和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精细化工和医药产业、农副产品加工和饮料食品业、商贸物流和金融服务业、旅游业等方面有所作为；三是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共同发掘巴蜀文化的丰富资源，与时俱进地把巴蜀文化推向现代文明的新境界；四是加强突发事件应急联动体系的合作，在社会治安、重大突出事故、卫生防疫、动植物防疫和重大动物疫病突发事件的处理、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有效的联动处置机制。
其中，《关于共同推进川渝两省市重大交通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合作协议》中规定，成渝修环线高速公路。以重庆为中心的二环八射高速公路网，和以成都为中心的环状加放射状的道路交通网络即将联为一体。同时，川渝两地正在共同争取将成渝公路环线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即成都－雅安－乐山－宜宾－泸州－重庆－遂宁－绵阳－成都。此外，两地还将共同建设邻水-垫江高速公路，重庆抓紧建设垫江-忠县-利川高速公路，构筑沪蓉国道主干线复线快速通道。
长江上游建沿江铁路。两地将共同推进兰渝铁路(兰州-广元-南崇-重庆)的前期工作和建设，构成西南至西北的铁路大通道。此外，沿长江上游重庆-宜宾-攀枝花还将修条铁路，前期工作正在紧张开展，建成后将与长江下游铁路连接，构成长江全流域的铁路大通道。
川江航道要开通夜航。成渝两地将联合加快整治九龙坡-泸州-宜宾的川江航道，通过改善航运条件，争取实现夜航，加快长江航运事业的发展。两地还将联合加快嘉陵江渠化工作，进一步加强桐子壕-草街段航电开发的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使500吨级船队从重庆直达广元。
在能源方面，川渝联手打造新电网。今年6月底前，南充-万州500千伏输变电站将建成投产，而这只是川渝联手打造新电网的第一步。记者从市电力公司获悉，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要全部建成500千伏的川渝新电网，有改造，也有新建，总投资32亿多元，2020年前全部建成。
《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的协议》规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合作上，除促进在农业投资领域的合作外，双方还把合作的重点之一放到了市场准入问题上：今后，只需持一纸证明，就可走遍川渝两地。
具体来说，两省市农业、林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可共同协商提出按照国家法定检测标准，相互认可检测结果和诊断结果。
还有，双方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共同商讨在对取得法定饲料、兽药生产许可证和批准文号的合格产品，相互认可，准予入市方面寻求合作的办法。
《关于加强川渝两省市旅游合作的协议》主要内容有二，其一是规划旅游“金三角”。在卫星传回的画面上，重庆四面山-四川佛宝-贵州赤水，就像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今年，这块连绵2000余平方公里、拥有全球保存最完整的原始常绿阔叶林的金三角将启动规划编制程序，三省将联手将其打造为“香格里拉”后的又一旅游整合品牌。
金三角由重庆江津四面山瀑布群、四川合江佛宝原始森林、贵州赤水四洞沟、桫椤保护区和习水国家生态示范区等组成。据重庆市旅游局局长王庆瑜透露，2001年起三省开始酝酿此事，是西部旅游投资规划重点项目，国家投向西部的20至30个亿的旅游开发资金将重点扶持这一项目，而仅江津就将再投入2亿元。建成后，将形成重庆-四面山-自怀-顺阳奚-采园子-洞坪-元兴-福宝-玉兰山-七里坝-仙女洞-合江-重庆的旅游大环线，三省将共同申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联合打造世界级旅游区。
今年，成渝两地将携手编制旅游规划，并修建四面山-佛宝的旅游公路。
其二是两省将共同打造无障碍旅游区－－取消地接、地陪制度，双方旅游团队可以直接进入对方地界运行，同时享受对方旅行社在当地享有的优惠政策。业内人士透露，此举对川渝两地旅游市场价格影响不大，只能使市场更加规范。
川渝两省市的负责人都表示，合作协议的签定，标志两地合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他们认为，在当前区域经济竞相崛起，地区联合势头强劲的新形势下，川渝两地更应淡化行政界线，打破地域封锁，共同构建大平台、营造大环境、培育大市场、谋求大发展，共同推进长江上游经济区建设，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国家级的产业密集带和城市连绵群，从而形成区域竞争的新优势。
2、林凌：合作的核心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
“建立川渝经济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日前，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课题组组长林凌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首先对记者这样说。林凌介绍，最先提出“川渝经济区”概念的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去年，马凯在谈到“十一五”规划时，提出要做好经济区规划，并提出了川渝经济区。这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全国五个经济区之一，另四个是：长江三角经济区、珠江三角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东北经济区。此前，虽然早有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川渝经济合作，但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规划部门这样提出，这还是第一次。
林凌分析，其余四个经济区都在东部，川渝经济区是西部仅有的一个，国家确立川渝经济区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这就是要以川渝两地为龙头，构建一个西部经济增长的高地，并以此带动整个西部经济的发展。
据林凌介绍，1997年重庆直辖后，他就开始研究川渝合作。今年初，林凌与重庆市社科院专家合作，其投标课题《川渝经济合作发展思路》被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林凌认为，川渝合作进入两地最高决策层的视野，是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有三大原因成为两地合作的催化剂。
一做长江上游经济龙头。做长江上游经济带龙头，实现共同跨越成为川渝两地最迫切的愿望。从地域和经济联系看，即使是重庆直辖后，四川仍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腹地，四川与重庆相邻的川东北、川中、川南沿长江以上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则须以特大中心城市重庆为依托。重庆直辖后，重庆结合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城镇迁建，致力于发展长江沿岸经济。这既是重庆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因素和潜力所在，也对四川有利，尤其是对四川向东向南发展特别有帮助。
二资源互补实现双赢。川渝地区是我国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的富集地区，是生物资源多样性地区，但由于地理原因，这些资源的分布既有不平衡，也有共生交叉，不可截然分开，各有优势。比如重庆天然气资源占优，四川的水能资源最富，双方各有所需，可以互补共享。
四川具有水电优势，对重庆调整能源结构，实现清洁能源电力供应将起重要作用；机械工业方面，汽车、摩托车产业的整车生产在重庆，相当多的零部件可由四川与之配套。
两地基础设施完全可以互连共享。水上有长江水道；陆上有成渝铁路，以及襄渝铁路、隆纳铁路、内昆铁路、成达万铁路；公路有成渝高速、成南渝万高速；空中有成都双流机场与重庆江北机场间的川渝航线等。
三确保三峡大坝安全。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关乎国运民生，历史上的长江上游现已分为两段：一段为重庆境内的三峡库区；另一段为四川境内的长江上游地区。四川的重点是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涵养水源，防治水土流失；重庆主要是开发和治理库区，消除重庆及库区周边城乡对库区的污染，保障大坝的安全运转。
林凌认为，成渝经济区是我国极富潜力的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地处内陆长江上游，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重点支持的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区域。虽然目前成渝经济区无论区位、经济实力、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均逊于其他经济区，但在西部是最发达的地区。
目前，成渝合作首先应淡化“中心”“枢纽”之争；其次是要研究各自经济的特点，突出互补性；克服观念上和体制上的障碍，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合作。
构建成渝经济区，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行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合作。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都是行政区域带来的局限、分隔问题，川渝经济带也不例外。这一问题不仅要求川渝两地政府正确面对，还需要国家层面的协调解决。建立经济区的目的，就是要按照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区里，各企业之间讲究专业协作、分工配套，在竞争中开展合作;各个行政区之间，也必须打破封闭与分割，告别“大而全”、“小而全”，在区域协作中实现优势互补，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对于川渝合作可能带来的效应，林凌表示很难用具体的数字来估计，“但是，马克思深刻指出，协作产生新的生产力。川渝两省市合作、碰撞将产生的能量将视其融合的程度深浅而定。”
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主导、竞争为动力的经济体制。如果说川渝经济带各区域、城市之间难以融合，表象是行政区划的分隔，本质则是城市之间利益机制的不协调、不和谐。
因此，要解决川渝合作可能产生的摩擦，需要从制度上予以规范:一方面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不允许某个部门、地方囿于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影响川渝双方的合作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统计、金融、财税等具体制度的改革与突破，积极推动区域统筹管理，谋求双方问题的妥善协商解决。
3、合作：任重道远，风光无限
日前，在成都举行的川渝两地政府合作会谈中，有一个口号特别引人注目：“成渝两地要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联袂出击，不互挖墙脚，不互设障碍，在相互合作中加快双方的发展，努力在西部大开发中走在前面。”
合作是两地的共同愿望，但并不是说，就没有障碍。有经济专家分析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域经济特色不明显。一是存在严重的不合理重复建设，这不仅出现在价高利大的产业领域，而且在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尤甚。如珠三角已有５个机场，长三角竞相建港口，环渤海的机场、港口资源利用也不协调。二是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甚至区际联系还要小于与国际的联系。三是存在着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当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对这种产业同构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且在大类产品的趋同也并不意味着恶性竞争，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是微观主体的选择，政府也不可能去干预。问题是起引导作用的政府规划也几乎相同，而且产品也没有特色，就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
对地方政府而言，严重的问题是地方封锁现象仍比较严重。目前，各地区进一步扩张面临的共性障碍，就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削弱甚至是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以致因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向而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从地区受害程度上看，中西部地区更容易受到地方保护的损害，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地区受害程度较小。
林凌强调，所谓川渝经济区，并不是四川和重庆两个行政区的简单相加，而是成都重庆两个大城市之间的包括周边若干个二级城市的一个不规则的环型经济圈。合作的核心是两地市场的统一开放。
之所以强调“不互挖墙脚，不互设障碍”，实际就说明起码是过去存在着－－甚至是比较严重地存在着互挖墙脚，互设障碍的事情。事物的发展是有惯性的，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署，只是一个起点，更大量的工作还等着我们去做。
川渝合作千头万绪的合作从哪儿入手?川渝两地的专家们认为，以下五个方面是当前迫切需要攻克的难关。
一是冲破交通“瓶颈”制约。川渝地处四川盆地，高山阻隔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一方面，要加快兰渝铁路和重庆至昆明、上海至成都高速公路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把一些“断头路”如重庆、四川至陕西等地的路修起来，尽快实现川渝与西北、西南和华南的互通。专家们强调，要特别注意利用现有的交通资源。两地的人流、物流、技术流是互动的。因此，在公路、铁路、机场配套设施和码头、仓库、通信、电力网络、信息等的建设上，可以考虑互相利用、合理分工和配置，以改善设施的运行效率。
二是要做好产业互补这篇大文章。如汽摩产业是重庆的支柱产业，在全国也拥有一定的地位，但重庆的汽车配套存在着产业链太长的弊端－－来自江浙地区的配套企业占了相当比例，导致企业的生产战线拉长、成本增加。在这方面，四川企业大有可为，如果能实现“四川配套、重庆总装”，将有助于重庆的汽摩产业迅速降低成本，扩大规模。
三是解决好环境保护这一大课题。川渝地区同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土流失的治理必须整体考虑，通过联合进行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确保上游与下游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互利互惠。川渝双方可以考虑就区域内共同涉及的环境建设问题，提出一些大的项目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
四是要为城市发展布好局。目前川渝地区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32座。这些城市如何发展，规模会有多大，产业如何布局，如何实现错位发展，都是当前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五是要使资源开发、教育合作等走向深入。专家们预言，只要川渝进行良好的合作，未来的长江上游经济区将会成为我国的四大基地:中国最大的能源基地、机械装备制造业基地、汽车工业基地和中国最重要的绿色产品生产基地。城市布局也会由以前的“特大城市--无大城市--中小城市”的不合理格局演变为三个层次:特大城市两个，即重庆和成都;大城市20多个，即万州、涪陵、宜宾、绵阳、德阳等;小城市若干。届时，川渝地区的影响力将辐射到陕南、安南、黔北、滇北、湘西与鄂西，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火车头”，并最终形成能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展媲美的三足鼎立局面。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赵曦强调，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带建设的主体，新形势下成渝经济区建设的基本定位在于通过政府间高层合作，打破两地间经济社会交往中的体制障碍、行政壁垒，使两地区互相成为彼此的经济腹地，利用高密度的经济网络整合各自工业基础、能源、人力资源、科技教育优势及丰富的旅游资源，构建统一市场并促进市场向国外、中国西南和长江流域开放，使成渝地区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信息传播、吸引外资、融通国内资金的枢纽和经济能量聚集裂变的加速器。通过十年左右的竞争协作发展，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中国西部最强且具有全国意义的经济核心区。
4、川渝合作一路走来
1997年3月，重庆市直辖，川渝合作站上新起点。此后，宜宾、自贡、攀枝花、内江、达州等11个城市先后参加了以重庆为龙头的重庆经济协作区。近三年来，区内各方成员共实施合作项目3650个，相互引进资金260多亿元，商贸流通额达200亿元。
2001年，成都市党政代表团赴重庆与重庆市党政领导进行座谈交流，达成了在经济领域全方位合作的共识，提出了共同打造“成渝经济走廊”。四川省两次组团参加了重庆举办的“一会一节”；重庆市也组团参加了在四川举办的“西部论坛”和“四川·中国西部农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
2002年底，四川南充市党政经贸代表团赴渝开展经贸招商活动，签约合作项目87个，协议合同资金23.45亿元。2003年，四川达州市党政经贸代表团赴渝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签署合作项目49个，协议合同资金21.8亿元。
2003年7月26日，川渝经济合作座谈会上，四川和重庆两地政府就未来经济合作事宜进行了洽谈，双方在合作原则、远景规划等方面初步达成一致性意见。双方提出，两地在今后合作中要遵循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市场主导、系统协调等原则，以建立有序竞争机制，实现“你强我也强”的双赢目标。
自2001年－－2003年，重庆在四川的投资额(到位资金)达91.17亿元，在全国各省市在川投资中位居第二位。其中，仅2003年重庆企业在川的投资额(到位资金)就达45.17亿元。嘉陵集团、宗申集团、重庆鑫源公司、重庆小天鹅公司、黑格集团等著名企业纷纷入川投资。四川的华西集团、武城集团、天歌股份和富帮实业、宏愿公司、正通饲料、邦新物业、济仁广业、金威智能等著名企业也纷纷进军重庆拓展发展空间。
2003年7月26日举行的川渝经济合作座谈会定下了双方合作框架：产业发展方面，川渝两地依据各自不同的工业化水平，通过地区间互补型的水平分工和企业资本运作，加强在机械、化工、环保、旅游等领域的产业联系和资源整合；经贸流通方面，按照市场一体化要求，积极创造经济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性条件，确立双向认同的产品质量认证、技术标准、农副产品检测及产品检验等标准体系；基础设施方面，以直达港口、内部联网、强化枢纽为重点加强合作，建设以光缆为主，数字微波、卫星通信为辅的连通内外的现代信息网络体系，围绕四川溪洛渡、向家坝电站的建设，结合西电东送，加大川电向重庆输送力度，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根据双方约定，遂渝高速、合川至武胜高速、江津至合江高等级公路以及重庆至西安的铁路二线项目将在空间上把川渝两地联系得更紧。
2003年8月6日，川渝中烟工业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该公司成为国内首个跨省组建的烟草工业联合体。以后，无论是重庆的龙凤呈祥烟还是四川的娇子烟，都由川渝中烟工业公司统一协调，两地的香烟品牌实行统一的零售价格，从而规范市场。有关人士表示：“国家控制最严格的烟草流通领域的放开，昭示着其他领域打破地区封锁的时间一定不会太远，真正的区域自由贸易曙光初露了。
2004年2月3日，《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正式签署。”
背景资料：
我国形成九大经济区域和九大都市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3月2日在京首发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不断发展和演化，目前已经或正在形成九大经济区域和九大都市区。
九大经济区域是：华南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广东、海南、广西、湖南南部和江西西部；长江下游地区，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中心，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华北地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内蒙古的中西部；东北地区，以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为中心，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通辽、兴安、赤峰等四盟市；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济南、青岛为中心，包括山东以及河南、河北、山西部分地区；中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和江西部分地区；西南地区，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北地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闽台地区，主要包括中国台湾和福建省。
目前，九大区域的核心区即都市区已经或正在形成。九大都市区分别是：
大香港都市区：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惠州、清远、东莞、中山等城市。
大上海都市区：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次中心，包括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等。
大北京都市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
青济都市区：以青岛、济南为中心，包括青岛、济南、淄博、东营、烟台、潍坊、泰安、威海、日照、莱芜等。
还有沈大都市区、大武汉都市区、成渝都市区、关中都市、大台北都市区。
（据新华社）
2、获取“发展红利”需要构筑区域一体化市场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研究员3月3日提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即“发展红利”。
何谓“发展红利”？它是指区域经济规模扩大与生产力要素重新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同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发展红利”的获得，必须通过提升区域规模、优化生产力要素、重新布局产业链、有效降低发展成本、充分实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牛文元认为，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取这一红利的有效形式和载体，未来20年中，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建成后，“发展红利”会充分溢出，其对国家GDP的整体贡献率将由现在的35％至38％上升到65％至70％，从而大大减轻其他地区的发展压力。
中国三大城市群真正形成并能从中获取“发展红利”，需要五大标志来体现：一是人口密度由现在的每平方公里750人增至每平方公里两千人；二是经济密度从现在的每平方公里3000万元人民币递增到每平方公里1．2亿元人民币；三是资本密度达到现有投资额的4倍以上；四是消费密度达到现有社会零售总额的五倍；五是各类网络密度实现快速交通、管道设施和通信光纤能力等五至十倍的跃增。
“发展红利”将在水平尺度和垂直方向上呈现非线性增长趋势。牛文元举例说，从市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平均提高十倍，而自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则平均提高一百倍。因此，以“发展红利”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体制上应借鉴欧盟组织架构，建立中国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之间的协调关系，包括构筑区域一体化的共同市场、订立有法律效力的市场契约、建立权威性的一体化协调机构。
（孙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