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是一家卖各种零碎生活用品的公司。这家公司名为沃尔玛，营业额2198亿美金，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一名。
2002年，也正是中国流通业“试点开放”的最后一年。这意味着，中国零售业全面开放的预备期已近临界点，一个星期以后，至少在省级以上城市，外资零售巨头即可全力进驻。
“企业之王”沃尔玛和世界上最活跃、机会最大的市场相遇后，会出现什么？外资控股、独资、并购；本土企业扩张、对抗、衰亡……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然而，在政策的转折点上，已经进入中国6年的沃尔玛没有大张旗鼓的开店计划，没有轰轰烈烈的资本运作。在其他外资零售巨头想尽办法突破政策底线的今天，沃尔玛反而沉默，连政策开放后的未雨绸缪都不肯公之于众，甚至宁肯为不触反政策而承受着暂时的亏损。
沉默并不意味着没有野心。就在2002年，沃尔玛进入了图谋已久的上海和北京市场；同年，它还发展了一直在中国缺席的第三种业态——社区店。不幸中幸运的是，几乎所有外资零售巨头为回复政府“整改令”劳神费力甚至折财的2002年，“少数派”沃尔玛仍然可以心无旁骛地做生意。
2003年，开放的中国零售业会发生什么？沃尔玛又会做些什么？至少有一点是看得见的，沃尔玛之所行绝对超过了所言，而其所得，则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找到了最大的空间。
沃尔玛中国的2002年
2002年12月23日，一向言辞谨慎的沃尔玛兴奋地宣布：本周内，沃尔玛正式拿到有关部门的最后一道批文，将于2003年4月至5月间提前开出沃尔玛北京第一家店——石景山山姆会员店。
此前，在整个第四季度，总是打着一条鲜艳领带的美国人艾文纳，以沃尔玛高级总监的身份频繁地出现在北京，利用各种场合向众人宣讲“沃尔玛采购流程”以及山姆会员店
经营理念。当然，他的任务还包括到有关政府部门拜访。
石景山会员店之后将是另外一家沃尔玛购物中心。沃尔玛获准在北京开店的数字，坊间传言最多是5家。无论如何，沃尔玛最起码在2002年之前“搞掂”了北京市场。
沃尔玛2002年的另一得意之作是上海。
上海之战，沃尔玛苦侯8年。签约那天是10月9日，沃尔玛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斯阁到场，而合作方则是颇有红筹背景的中信集团，江湖上很少露面的中信董事长王军也来了。东道主上海市市长陈良宇更是亲临会场，给足了两家面子。然而这并不是李斯阁的最高荣誉———他甚至获得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
在攻克北京、上海的同时，沃尔玛中国的2002年显得格外忙碌。
2002年1月和12月，沃尔玛在其中国大本营深圳开了两家社区店，自从1996年进入中国以来，这是沃尔玛首次集合了集团内所有业态。这样的社区店它在美国本土也不过30多家。
同样是在12月，沃尔玛开了在长春的第二家店。
与此同时，沃尔玛在各地开店的传闻、意向满天飞，目标指向海南、武汉、南京、天津、西安、南昌等省市。
“少数派路线”
2002年，沃尔玛确实做了许多事，但比起竞争对手的发力狂奔，沃尔码还是太慢了。
沃尔玛中国的版图上有偌大一块令人费解的空白。以及北京、上海店尚未开业，目前沃尔玛的25个店集中在三个区域：
以深圳大本营为主的华南区，以深圳为中心，辐射东莞、汕头、福州、厦门，对于这个区域内最重要的阵地广州，沃尔玛没有涉足；以大连为中心的东北区，包括沈阳、哈尔滨、长春。
剩下的就是一个“孤城”昆明。
……
整个富庶的华东区、拥有便利交通和物流条件的华中区，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兵家必争之地，沃尔玛全部缺席。
再来看看沃尔玛的对手们在做什么。
家乐福，世界第二零售商，1997年进入中国，目前在中国拥有31家分店，最后一家店是本年度9月份开张的昆明店。家乐福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内地，在北京、上海都是当地面积最大、发展势头最猛的外资商业连锁商，即使身遭政府整改，其在中国也是依然盈利。就在家乐福身边，伊藤洋华堂、普尔斯马特、麦德龙、欧尚等世界著名零售企业，更是攻城掠地，战火纷飞。
整个2002年，虽然有中国主管部门的“整改”，但是各家外资超市仍是进京的进京、入沪的入沪，在杭州、成都这些热点城市，一个月开个两三家店已经不算稀奇。
12月初至今，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相继宣布，自2001年8月开始的，对违规进入中国市场的200多家外资零售企业整改基本完成，新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办法》将出台。同
时，政府部门也指出：由于开设店铺区域和业态过于集中，日后中外企业设立大卖场都要符合有关城市的《商业规划》。
这些《商业规划》正在逐步制定，一些繁华的城市如上海就规定：1996年开始，上海市商业规划规定，内外环线领域开大卖场必须经过有关政府部门批准，以限制内环线内的大卖场数量。（详见本报《牵手中信打开上海门户》，2002年10月26日23版）
类似的情况将越来越多，脱掉了“整改紧箍咒”的竞争对手们少了一
层顾忌，对后来发力者沃尔玛来说，即便政策允许，进入最好的零售市场还是多了一系列审批手续。
1996年就进入中国的沃尔玛并非中国市场的迟到者，发展速度却为何迟滞至此？
沃尔玛在中国，走的是一条少数派路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沃尔玛中国区副总裁李成杰说：“对于外资零售企业进入中国，是有政策限制的，我们一向遵纪守法。”
尽管沃尔玛从来不刻意宣扬自己是“守法模范”，但类似的帽子却一再戴在它头上。
1996年，沃尔玛来到中国，规规矩矩找到了合作伙伴深国投，老老实实在深圳开店，到各地考察都不忘与合作方谈判，从不越雷池一步。而当年，家乐福开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叫做“创益佳”商城，属于典型的空壳合
作，此运做模式后来成为各家效仿的典范，家乐福也因之名列“整改榜”榜首。
沃尔玛此举被业内讥讽为“没有政府公关能力”或者“不敢冒险”。最后的结局是，沃尔玛没有绕路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却因此逃避了政府的整改。至于所得与所失的利弊权衡，恐怕只有沃尔玛清楚。
除了近乎固执地遵守法规，沃尔玛的“不知变通”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沃尔玛坚持的推广已经形成的生意理念，没有“根据中国的情况改变”。
为了便于管理和财务结算，沃尔玛实行严格的财务制度，分公司税收上缴总公司，尽量简化管理中间环节。根据坊间的流传和沃尔玛自己的说法，在中国沃尔玛的目标城市很多，北京和上海即是其中代表。中意的城市久攻不下甚至计划停滞的重要原因就是沃尔玛不同意将税收分块上缴。一般来讲，与沃尔玛签约的地方政府都希望沃尔玛对当地税收有所贡献，而沃尔玛则坚持税收上缴深圳总部。如此，核心城市的计划及周边城市计划往往被耽搁，最后的结果就是沃尔玛进入核心城市的过程不顺利，进而影响进入其他城市。
依靠强大的后台服务系统（商用卫星及一系列强大的数据库和高科技管理方式）成就了自己的沃尔玛，显然不想也不能以中国的“实际情况”随意更改自己的发展方向，除了对财务管理的严谨，在对于向供应商收取费用等违背沃尔玛工作方式的做法，沃尔玛都没有像其他巨头那样在内部推行。
下一步是什么？
在中国的6年，沃尔玛一路走来异常谨慎。
不要说对中国政策的有所评论并试图超越，就是谈论竞争对手，沃尔玛都谨慎异常。无论在什么场合，一提及“违规企业”，沃尔玛中国的高层总是套用一句话：“别的企业怎么做有别人的考虑，我只说一下沃尔玛……”
沃尔玛的谨慎还体现在对业务计划的保密上。树大招风加上其他种种顾忌，沃尔玛自然不愿意惹火上身，无论到何处考察谈判甚至签协议，不看到最后白纸黑字的合同，任何一名刚从谈判桌上下来的沃尔玛员工，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外界：这个事情我没听说。
除了在对外口径上保持绝对的低调，沃尔玛更加致力于将自己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成功经验克隆到中国。
它没有参与其他零售商心照不宣的“供应商掠夺战”，在一个供应商只有喊冤力气的中国市场实行着它的“亲商政策”。艾文纳在给供应商做演讲时，总能以“我们不收进场费和其他费用”博得在座供应商的热烈掌声。沃尔玛看重的不是供应商袋子里一点苦巴巴的小钱，而是将供应商纳入沃尔玛战车运行轨道后的快感和顺畅。
另一方面，沃尔玛是跨国零售企业采购中国的大赢家，2001年，它以120亿美元的中国采购额令整个中国市场叹为观止。从无到有，这一切只是在5年中完成的，零售终端并未遍布中国的沃尔玛如何完成如此庞大的采购任务？
早在沃尔玛只有几家小店时，其创始人山姆已经开始关注怎样使管理人员时刻了解自己的商店了。
1980年代中后期，沃尔玛安装了公司专用的卫星通信系统，将总部、分销中心和各个商店之间联系起来。1990年代，这家在当时已经被认为处于“老旧”业态的公司开始实施新的配送系统，配送中心为商店提供货源而不是货物。
沃尔玛店面遍布全球的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德国、波多黎哥、英国、韩国、加拿大、中国公司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超过130万名员工组成一个庞大的高效率机器。
沃尔玛中国自然受惠于此：2001年沃尔玛在全球设立24个采购点，将全球采购总部由香港搬到深圳；2002年停止采购外包，年销售额1900亿美元的商品全部交给深圳这个全球采购总部及所属的采购网络负责。一时间，沃尔玛中国的采购地位变得异常重要。
同所有的沃尔玛分公司一样，沃尔玛中国的管理信息系统来自强大的国际系统支持。一份专业调查报告显示：电脑系统可以给沃尔玛采购员提供保存两年的销售历史，电脑记录了所有商品——具体到每一个规格、不同颜色的单品的销售数据，包括最近各周的销量，存货多少。这样的信息支持能够使采购员知道什么品种该增加、什么品种该淘汰；好销的品种每次进多少才能满足需求，又不致积压。
电脑系统还能提供供应商的资料：与提供给采购员的数据相同，这样详实的数据使生产商能细致地了解哪些规格、哪种颜色的产品好销，然后按需组织生产。
工具和标准化几乎渗透到了沃尔玛的每一个领域，甚至连店员面对顾客的微笑都可以量化———露出八颗牙齿。
而这一切，正是沃尔玛利用现代高科技武装自己，最后胜过所有竞争对手的成功法宝，是它使沃尔玛在中国一开始就别具一格。
然而这一次沃尔玛是在比任何市场都充满机会和可变性的中国，这种“统一”和“工具化”是否桎梏了它？目前谈结局还是太早。(记者 郭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