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从事民间环保已经二十多年，在你看来，国内NGO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什么？
杨欣：国内这些组织相对弱小，很多只是做相对不深入的调查培训，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处申请资金，而国外比较专一和专业。另一方面，国内NGO很难吸引到很优秀的人才，因为给出的待遇不是很高。
记者：在外界看来，国内NGO更像是“一言堂”，如果灵魂人物离开，组织就会瓦解。
杨欣：如果要组织机构有可持续的发展，资金问题就必须解决。我也曾建议投资方可以拿出一笔钱支持员工的生活补贴。
记者：许多人都好奇，支持你多年执着的理由是什么？
杨欣：可可西里的出名其实是因为死了很多人，长江漂流出名也是因为死了很多人。在我这么多年的两种经历中，一共死了13个人。而我还活着，还有什么理由不执著？
◎郭云哲的100天
漆黑夜晚中，唐古拉山镇的阡陌小道上闻得错落狗吠。十点多，汽车站的志愿者们都已入睡，一个穿着迷彩裤的男孩提着夜灯合门而出。和往日一样，他将在工地搭帐篷守夜。深秋的夜空，星斗已不同夏日般璀璨，银河在半空挂着疏淡的影子。
这个85后男孩，名叫郭云哲。保护站的志愿者迎来送往，但他是常驻管理员。令记者暗暗吃惊的是，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环保专业的他，今年7月，他毅然从CBD走出，现在从事绿色江河出纳、财物管理、后勤、施工协助等和环保专业并不沾边的工作。
当然，还有一个更不沾边的工作是看屋子。那时，他就烧烧水、劈劈柴。环保在他眼中，充满了琐碎气息，并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但正是在这种枯燥现实的烛照下，郭云哲对以往的环保生涯有了更深体悟。
刚上大学时，他加入了北京高校环保联盟“绿色大学生论坛”，培训师就是绿色江河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的006号志愿者康大虎。今年6月，阔别5年的故人又在沱沱河重逢。
当时的郭云哲并未与绿色江河接触。2007年“中国大学生环保组织合作论坛”上名为“全球变暖与大学生的环境责任”的分会，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气候变化的课题。
说起当时推出的名噪一时的“绿色校园”项目，他仍如数家珍：“我们通过对校园温室气体排量的计算，调研高校的能耗值，希望从中找到节能减排的空间，并换算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项目最后在21个城市、23个高校试点。 ”
但毕业两年后，郭云哲再度出走。这一次，也许是出于对过去环保事业的总结和反思，想要走得更远的他选择了更接地气的管理员工作。
即将入冬的沱沱河，对于这个面貌稚气未脱的男孩而言，是一场全新的挑战。昨天，他的微博记录或许是心声写照：“刚才还好好的天气，突然一阵强劲的西风刮来，雪花夹着沙子几乎平行于地面飞行，没一会儿就让保护站和大地覆上一层白色，惊奇地发现三只斑头雁正沿着河面逆风艰难飞翔。 ”
◎记者手记
虽然有着五次公路入藏的经历，36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与15个小时的长途搭车，还是让初到唐古拉山镇的记者领教了缺氧的威力：胸闷、气喘、感冒症状，几乎走上几步就会浑身乏力。
在保护站的十数天，记者亲历了策划者的智慧与辛劳，也为每一个在艰苦自然条件下奉献绵薄之力的志愿者喝彩。没有任何报酬、承受着身体折磨……尽管成就不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们却默默坚守着灵魂的净土。
“最初的时刻，高原是一种客体。我们都曾想过游走于它坚硬的背脊，像过隙白驹。但当我们暂时脱掉那件角色的外衣，化身高原的栖居者和驻足者，短暂的异乡体验便不再绚烂，它可以让所有自我幻觉的重量瞬息化作泡影。我们来到高原，最后见证了自己的卑微，这才是神秘的馈赠。 ”记者在微博上如是写道。
但灵魂净土毕竟是太过私隐的体验。在德国，所有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都设有保护站或教育中心，其中设施都由政府出资建设，部分交给民间组织管理使用，政府支付一定维护费用。这样合作互补的公共模式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国内NGO的 “内修”也路漫漫修远。微观层面看，中国环保NGO缺乏完善的自组织建设能力，缺乏组织发展壮大的空间也是不可忽视的现状。
而如何让公众对环保的认知从“英雄主义的壮举”过渡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样道阻且长。但愿如志愿者、作家金辉在“长江源碑记”中所写：“祈山清水秀舟畅鱼安之长江，合神州大地炎黄百族之子孙，相与长流，相与流长，偕存之于远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