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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豆芽到追踪“瘦肉精”

时间:2011/8/15 15:15:37 来源:北京晚报

  村语

  走访科技园,正如一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回到未来》。未来生活的模样,在这里异常清晰。置身其中,就如同在未来的时空里穿梭。相比于其他科技园,成立于1991年11月,地处北京西北的昌平区,似乎更关注未来都市普通市民的吃穿住行。从朝阳行业的新能源车,到传统行业的安全餐桌,他们走得更加贴近生活,更能让人感受到呼之欲出的全新都市生活。

  那时候,人们能绿色出行吗?那时候,人们的餐桌会真正安全吗……一系列的问号在心里盘旋。

  在采访过程中,“心里有底儿了”、“我们准备好了”这些平凡的字眼,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走出昌平科技园,你会突然有这样一个念头冒出来:有了他们,我也准备好了!

  卖豆芽的科学家

  “科技改变生活”见到北京勤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方洋,他会告诉你科技的力量有多强大: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改变了中国企业的现状,更改变了我们的食品安全意识。

  肤色黝黑,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说起自己的经历,这位曾经卖豆芽的科学家,毫不避讳过去创业的艰难。

  高中毕业后,何方洋考进了贵阳医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的大山里当医生。 “当时工资不高,周围的人下班后就没什么事干,我觉得如果那样过下去,人生也会毁了。” 何方洋决定改变命运,想办法到北京进修。

  没有路费,就想办法。每天工作之余,何方洋就挑着一担豆芽,赶几十里山路到城里沿街叫卖。风吹雨淋一年后,他终于怀揣着两千多元“豆芽钱”来到北京。

  1997年7月,何方洋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生物物理学硕士,先后曾在厦门大学肿瘤国家重点实验室、万泰生物公司实验室、农业部兽医诊断中心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主要从事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

  他敏锐地发现,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和相关产业正在快速兴起,而当时中国国内快检技术发展还较滞后。根据欧美的食品安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历史,他预判在未来几年,这些相关产业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将会较大。

  “实际上,产业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要快。”何方洋说。1999年前后,国外厂商生产的食品安全检测试剂盒等产品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追踪“瘦肉精”

  中关村昌平科技园国际信息产业基地的勤邦大厦内,记者透过密封的玻璃窗口看到,身着卫生防护服的员工们正将一批批的试纸整理包装。这样小小一片试纸,大约三分钟就能检测出食品中是否含有“瘦肉精”。

  “瘦肉精我们很早就已经发现并关注了。”何方洋告诉记者。

  从早些年出口食品企业抗生素残留的检测,到媒体曝光的三聚氰胺, 再到今年的“瘦肉精”,十几年来,何方洋一直是各种威胁食品安全问题的“密切追踪者”。

  事实上,3・15 “瘦肉精”事件爆发,农业部全面抽检“瘦肉精”之前,何方洋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包括两个含义。其一,是技术上准备好了。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些拗口的化学名称,因为“瘦肉精”事件才为普通大众所熟悉。而在勤邦大厦的实验室,在何方洋的食品安全“技术储备库”中,已经准备好了检测的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

  其二,是产品已经准备好了。检测产品的需求突然增加了十倍以上,企业排队来科技园区提货。

  “每头猪都要检测。”何方洋说,双汇“瘦肉精”事件之后,试剂盒、试纸条的产量瞬间达到二三十万条。勤邦大厦的GMP标准车间,能够支持突然放大十倍到二十倍的产能,并保证质量的稳定。

  在何方洋的“官方介绍”中提到:他在国内首次制备出克伦特罗抗原、单克隆抗体和ELISA试剂盒;在国内系统提出小分子药物免疫检测技术研发方案……在国内首次完成克伦特罗(瘦肉精)全抗原合成、抗体制备和ELISA检测试剂盒的研制;公司快检产品目前已在全国31个省份近3500多个基层检测实验室广泛应用,在国家“放心肉菜工程”中为“瘦肉精”的监控作出积极的贡献。

  实际上,不仅针对瘦肉精,还有其他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的食品安全问题,在这里都已经准备好了预案及解决方案。 “化学物质的添加和残留,在今后会是一个热点。”何方洋的眼神里,似乎已经看到了10年后中国人餐桌上的安全需求。

  饮食四经

  “从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到帮助老百姓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这是何方洋理念的重大转变。

  从2008年入驻昌平科技园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何方洋的梦想是把勤邦打造成一个“中国食品安全检测领军者”的角色。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勤邦已然成为国内最大的供应食品快速检测试剂的企业。 “为生民立命”,帮助老百姓吃上真正安全的食品,成为了何方洋的目标。

  作为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专家,何方洋自己的“食经”包含了4个内容:

  “吃饱”,是数量生产的问题;“吃好”,关系个人口味,肉蛋奶齐全就行;“吃安全”,是更高级别的要求;而最高级别的,则是“吃健康”和“吃营养”。

  “老百姓对食品的需求已经从第一、第二转化过渡到第三、第四阶段。”何方洋认为,在产品竞争过剩的情况下,会产生同质化竞争,个别企业为降低成本就会走歪门邪道的捷径。因此,食品安全是需要生产企业、管理部门、消费者三者合一共同解决的问题。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何方洋还强调一个事实:安全食品一定是有成本的。“例如,有机食品不可能太便宜。”根据国际经验,预防和治疗的成本为1比7。因此,他的忠告是:“今天不在安全食品上投入,明天要在自己的医疗费上投入。对管理者来说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记者 丁文亚J145

  “面霸”面出的新能源汽车开拓者

  在位于北土城纯电动公交车换电站的监控室里,一身朴素工人打扮的牟其勇,正专注地盯着监控器。“机械手臂能在5至10分钟内完成一辆车的电池更换。从监控器的屏幕上,能够看到车间里每块电池的充电情况,还能时刻监控它们的工作状态。”牟其勇不停地为记者做着介绍。

  牟其勇所在的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新能源汽车专业研发、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企业。公司坐落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区。载有该公司电池的50辆曾服务于奥运会的纯电动客车,至今还在以普通公交车的身份为大众服务着。

  现今35岁的牟其勇在这家公司任职的8年间,见证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也在此期间树立起对整个行业的信心。牟其勇坚信这是一个朝阳行业。他所从事的事业,迟早会彻底影响人们的生活。

  “霸王面”跨入行业门槛

  不像那些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没有西装革履,也没有舒适、敞亮的办公环境,背景“音乐”是嗡嗡作响的机器声,难听而又单调……这就是身为中信国安盟固利公司售后服务部经理的牟其勇平时的工作状态。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别人眼中的苦差事,若不是这个山东汉子当年厚着脸皮强使出霸王“面”上功,差点就失之交臂。

  2004年,牟其勇从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盟固利公司到学校招聘时他正巧不在。一开始他也没在意,但后来他发现周围同学去了好多,上网一查才知道,这家公司是做锂离子电池的。“我特别感兴趣,于是赶紧打电话,问人家能不能再投个简历。但人家说对不起,我们的招聘已经结束了。”

  其实,当时的盟固利公司还是一家“年轻”企业,公司刚刚创建两年,规模也不算大。但这家公司从事的行业却正是牟其勇的兴趣所在。

  牟其勇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厚着脸皮跟着同学就去了面试现场。那时候还不流行“面霸”,牟其勇也不懂什么“面经”。但那一次突然“造访”,他跟面试官对话的时间,却比那些正儿八经接到通知的应聘者还要长。

  就是这个大胆而又特别的举动为牟其勇赢取到了工作的机会。在牟其勇的记忆里,他就这么聊着天儿“混进”了盟固利公司,做上了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两年以后牟其勇才知道,自己当时的举动就是“霸王面”。他笑称,自己大概就是中国的第一代“面霸”。

  历练中树立行业信心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着重生产和研发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相当于新能源汽车的灵魂。

  从入行至今,牟其勇在盟固利公司已经工作了近8个年头。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这三大盛会他一个不落地参与了,而且始终处在工作一线。他对这个行业的信心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坚固起来的。

  如果说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面对世界的第一次亮相,那么2010年世博会则是电动汽车真刀真枪的长时间实战。这一次,牟其勇作为总领队,带领着公司23名同事奔赴了上海。

  6个月、184天的高强度持续作战,当中还经历了持续一周的超高温天气,这对牟其勇来说,无论是对公司人员还是电池产品,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世博会上载有盟固利电池的纯电动客车一共有60辆,总计116套电池。每套电池又由416支单体电池组成。我们一共三个人,每天都要把这4.8万多支电池全部检查一遍。因为只要有一支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汽车故障。”与此同时,牟其勇还要忙着参加各种协调会议。

  牟其勇坦言:长时间盯着屏幕上的各种数据,有时会莫名地烦躁。压力大,却无处发泄。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心里默默地数日子。“我告诉自己,如果世博会能挺过去,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世博会结束,我一定要喝醉一次。”

  最终,载有盟固利电池的60辆纯电动客车又一次创造了6个月累计安全运行200多万公里的奇迹。

  牟其勇告诉记者,纯电动客车在三大盛会取得成功的意义,不仅在于某一家公司的声誉,而是在于社会对于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所树立起来的信心。

  “包容”与“机会”无限

  “包容”和“机会”是牟其勇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给予这个新兴行业的评价。

  世博会上,给纯电动客车提供电池的企业,除了盟固利外,还有一家杭州公司。这就相当于两家公司的PK。

  由于有了之前奥运会的经验,牟其勇的队伍尽管工作强度很大,但一切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相比之下,对方则缺少了一些实战经验。

  “后来公司总经理来了,在部门开会时他对我们说,整个电动车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一个单位吃不完这个蛋糕。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咱们一块把这些车保障好。一旦有车发生问题,受损的绝不仅是某一家公司,而是整个行业。”

  在这种共识下,处于竞争关系的两家公司,私底下却达成了合作的默契。牟其勇说,行业的发展是大家首要追求的目标,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局观。

  2004年,牟其勇从盟固利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起步,三年后成为公司研究院材料所副所长,2008年转入技术部工作侧重应用,2009年接手公司新成立的售后服务部成为部门经理。

  牟其勇这一步步走来,见证了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他也陪着企业的一天天壮大快速成长为公司的骨干力量。如今,全国纯电动车公交线路已达30多条,盟固利公司也在加紧建设遍布全国各地的服务网。牟其勇说,这种发展速度有时令他都感到震惊。

  牟其勇从没有想过要跳槽,因为他相信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实力和明天;他也很清楚,虽然盟固利公司还达不到那些世界500强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但正因为身处这样的新兴行业,从员工的个人成长角度,在这样的企业,反而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和锻炼。

  朝着生活迈进

  从奥运会至今,载有盟固利公司锂离子动力电池的50辆纯电动客车,在北京已经运行了450万公里。

  牟其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纯电动客车综合工况下每百公里耗电125度,充电机的输出和输入功率比约85%。按照工业用电平均价格0.63元/度计算,每百公里的用电成本大约在93元;而传统的柴油公交车,每百公里耗油为45升。按照现行柴油价格7.79元/升计算,每百公里的用油成本则超过了350元。450万公里所节约的能源成本已达上千万。

  此外,一辆普通公交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是42吨,如果北京3万辆公交车全部改用“零排放”的纯电动客车的话,将会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26万吨。

  纯电动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显而易见。

  但牟其勇也表示,目前还存在很多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比如,换电站的大规模建设问题;不同厂家生产的车型要求的电池规格不统一,导致电池无法规模化生产,从而产生电池成本过高的问题;还有如何提高电池续航能力的技术性问题等等。

  牟其勇认为,由于上述因素的限制,到目前为止,纯电动汽车只能被应用于固定线路、固定区域中,局限于公共交通和特定车种,短时间内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

  但牟其勇坚信这是一个朝阳行业。不可再生资源只会越来越少,传统的燃油车最终会被新能源车取代。从纯电动公交车的大规模应用开始,新能源车已经在朝着人们的生活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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