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科撰文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天真地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人们倾向于趋利避害，市场能够自动地淘汰那些制造假冒伪劣食品的企业。殊不知，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城乡和东西部差距大，假冒伪劣食品虽然在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多大市场，但由于价格低廉，在广大的经济次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却十分走俏，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处于行业底端的企业既要降低成本，又希望产品畅销，利欲熏心之下催生了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添加剂”和“仿真剂”。高端食品企业为了与之竞争，被迫接受现实，造成了全行业的集体道德沦丧。这恐怕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生动案例。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管采取多头管理，难免造成职权不清，责任不明，相互推诿、扯皮。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政府监管的主体应该清晰，责任应该明确，并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协调监管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信任是一种既宝贵又脆弱的资源，多年积累的信任可能因为一次突发事件而瞬间坍塌，如何重建信任是政府和食品行业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影响信任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社会规范和公民参与：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法律法规的健全能够不断地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规范，为重建信任提供了外部基础；同时更应积极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公民参与，才有可能最终恢复公众的信任。 据《学习时报》
社会管理要善于“治未病”
尹于世撰文指出，整个社会系统很像一个人，自身的免疫系统如果强健，就可以抵御许多病毒、病菌的侵入，避免病痛的困扰。因此，传统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提出医术的最高境界上医治未病。有关专家指出，社会转型、经济波动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其中受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那些下岗失业人员、失去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已毕业未找到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等群体。这部分群体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来自于一些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欠缺、部分执法人员粗暴执法、不当执法累积的负面效应，使得一些个体纠纷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毋庸置疑的是，当下一些地方领导从“治未病”的思维和角度维持社会稳定的意识还不强，还习惯于依靠强制力和威慑力来保持社会稳定的传统办法。往往只满足于辖区内不出事、不闹事，而不去主动查找潜藏的矛盾、深层的问题，不去积极改进与完善容易引发社会纠纷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的管理办法、体制机制，结果，等到矛盾激化、问题爆发才被动处置，往往事倍功半、穷于应付。因此，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深入这些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不失为防患未然、防微杜渐的良策。如此，才能提高社会系统的预警能力、免疫能力，像《黄帝内经》所说的“正气内存而邪不干”，保持和谐健康的状态。 据《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为何弥漫着社会焦虑
吴忠民撰文指出，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大批社会成员为家庭基本生活计，为自己前程计，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情形，致使社会焦虑现象成为如今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识。中国现阶段社会焦虑的程度和范围可以说是严重的。社会焦虑现象几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当中，如公务员群体、企业家群体、白领群体、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也存在于各个地区当中，如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
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第一，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大幅度而且是急剧的调整。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第二，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共同体，其构成因素和变数之复杂，恐怕也是全世界之最。中国经济和社会在未来还会遇到哪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现在很难判定。显然，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第三，许多社会成员信仰的丢失。不能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丢失了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现阶段许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或心宅往往缺少一种坚守和定力。人们的行为一旦受挫，其抗挫折抗打击能力必定十分有限，这就会不断加重人们的失落心理，进而深陷社会焦虑现象的困扰当中而难以自拔。 据《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