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杜德超将110亩土地划分成了400块小方地，每块地100平方米，以沟为界。这些小地块，就是他为每个承包家庭准备的独立地块。
为什么要如此划分地块？杜德超对此有过计算，一个有五口人的家庭租地种菜，0.1亩地太少，0.2亩地又太多，而100平方米相当于0.15亩，种出来的蔬菜基本能满足这种家庭的食用需求。
随后，镇政府出资为杜德超的菜园建起了园区便道、灌溉管网和排水沟渠等设施。一切妥当，杜德超选择了北碚作为推广家庭菜园的先行地。他利用电视、报纸及小区广告栏，到北碚宣传他的有机生态菜园。
这个菜园的具体运作模式，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你的地”每一个地块由租地者自己命名；“你的菜”每一个地块全年出产蔬菜不少于30种、1200斤，全属于租地者；“我来种”采用最高级的有机生产方式耕种；“我来送”每月分9次，定期配送新鲜蔬菜到租地者家。
这种新的菜园种销模式在重庆还是第一次出现。为了吸引市民前去租地种菜，杜德超把每块地的价格定为全年1680元。“这是相当便宜的价格。”他告诉本报记者。
陈丰瑞就是菜园的第一批业主，他经常会到菜园看看自家的菜。整个菜园的菜都没有使用化肥、农药和化学激素。“其种植标准，比一般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还要严格得多。”三年了，因为一直使用有机肥，他发现整个菜园的土质得到了很大改良，由板结变得松软了。
杜德超介绍说，菜园的有机肥全是从养鸡场购买的鸡粪，在发酵池发酵后使用。同时，由于有机农业的种植需要有经验的老农参与，他便请了当地20多名老农作产业工人，负责种植技术。“从原则上讲，我们不支持业主参与到菜地的种植中来。”
客户可监督生产环节
在北碚推广的2年时间里，杜德超的菜园引来了100多名城里人租地种菜。去年，他把每块地的全年费用调高到了2400元，并将业务推向主城。不到1年时间，又发展了200多名业主。
“到现在，400块小方地，只有不到50块地还没租出去。估计再过两个月左右，剩余的地就会全部‘出仓’。”杜德超信心十足地表示。目前，菜园每天分六条线路，把上千斤蔬菜配送到业主家中。由于每年每户业主可收到1200斤蔬菜，每斤均价为2元，他的收入就比较可观。
八塘镇党委委员彭波认为，对于很多城市白领而言，他们愿意而且能够支付足够高的价格来购买绿色、有机食品。而家庭菜园的服务模式恰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也使得农场可以获得高于传统农业的市场收入。
事实上，这种模式在国外早已存在，被称作社区支持农业（即CSA），在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其后在日本得到了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
目前在国内，也有多家这样的CSA农场。在北京，领跑者是一家名叫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农场。这个农场同时提供劳动份额（即认养土地种菜）和配送份额（向消费者配送有机蔬菜），其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研究院博士生石嫣。从2009年起正式营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农场里的劳动份额就已经满员。
“我们施用蚯蚓粪与麻酱渣等有机肥料，完全做到了生态农业，客户还可以监督农场的生产环节。”石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CSA自然天成，大家都是参与者，互相之间形成了信任和信用。这可能是一种更为长效的信任，同时还起到了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
种菜是一门技术活
尽管如此，在一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家庭菜园”对解决蔬菜供应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成为产业常态。
在石嫣看来，目前CSA模式面临的困难，在于市民不太接受只吃应季蔬菜的观念，以及消费者对CSA模式本身的认同度不高。CSA模式不会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只会是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情况下的某种补充或替代。真正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是要靠农民或种植大户改变现有的种地模式。
八塘镇蔬菜基地一位赵姓老板表示，城市周边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城里人不可能人人都去租地种菜。而且，由于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再加上种菜是一门技术活，即便是自己种的菜，也未必就能很好的存活。
“与个人种菜的低效率及小规模相比，更加有效的方式是建立蔬菜直供基地。”这位蔬菜种植大户建议，比如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大城市，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数个蔬菜直供基地。相关部门和经销商可以与这些基地的农户在合同中约定，不能滥用农药和化肥，并不定时派第三方进行抽检。一旦发现有违合同约定的行为，就取消该基地的直供资格。
有专家表示，蔬菜直供制度不仅能够降低流通成本，而且还能够追溯蔬菜产地。一旦出现问题，就能对蔬菜基地实行“株连”政策，倒逼地方政府加强监管。此外，也可以让农民之间互相监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谁不用农药、化肥和生长剂，谁就吃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