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吉林开通24小时投诉举报热线，聘请1300名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监督（5月15日《京华时报》）。
应该说，时下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除了从业者缺乏道德底线的约束之外，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是趋利避责的监管体制。现实中，食品安全事故的暴发，虽然充分暴露出政府监管链条的失职甚至共谋，但最终往往是几经推诿之后，最终以链条末端被绳之以法、施以重罚而画上句号。
对于民众来说，既然食品安全问题究竟出自哪个环节，往往并不那么一目了然，即便是追溯到了导致问题的环节，这些环节有没有为这类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埋单的实力，也同样需要打上个问号。这个时候，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并不能甚至很难只由制造者来担责，既然政府有向公众提供安全食品的责任，那么，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事故，公众其实更应首先追究政府的失职，并由政府先行提供赔偿与保障。如今在食品安全方面享有盛誉的日本，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但自从建立其政府担责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政府要被首先问罪之后，食品安全的良序才最终建立起来。
基于上述观点，食品安全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无疑值得期待，但是，食品安全仅仅是挂钩官员的乌纱帽其实还不够，按理来说，既然政府官员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岂有不对自己的食品安全问题负责之理？然而，当政府机关的食堂甚至官员的餐桌能够享受特供的安全食品，要想让政府官员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真正感同身受，自然也就不切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并叫停政府部门的食品特供，让食品安全也挂钩官员的健康与性命了，食品安全才能真正成为政府官员主动自发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