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统筹推进市县两级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调整，实现各环节紧密衔接，有效形成全链条监管。
众所周知，中国现行与食品有关的法律、法规有40部，部门规章近300部，不可谓不“密不透风”。但事到临头依然“没人查没人管、不造成重大后果没人管、不死人没人管、媒体不关注没人管”，甚至一些地方官员，譬如健美猪产地，央视曝光丑闻后，不是先想着管猪，反而先把记者管了起来。可见，不是现行“高层协调，分段监管”的既定方针不给力，而是“道德的血液”被一些监管者当成了耳旁风。
近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提醒我们，高层协调和分段监管有着不容忽视的制度空隙：一是在问题食品出现前，政府基于稳定税源的考虑，往往会优先选择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干预正常的监管，使得监管流于形式；二是在问题食品出现后，又出于保护产业的考虑，对问题企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不使企业和产业伤筋动骨。在GDP诱惑面前，在经济发展的冲动面前，即使最高层一再强调“问责”，但只要制度有空子，食品安全不是领导干部政绩比拼的“必选项”，而是“可选项”，一些官员就遏制不了博弈一把的冲动。
因此，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意在切断政府官员与食品生产商相互间不正当利益输送关系，从制度上统一思想。近些年，中央政府强调均衡发展，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地方政府财政力量不足，一心想做大“蛋糕”，为了发展牺牲农民利益、不惜污染环境、漠视食品安全等现象屡见不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价值取向之所以出现如此失衡，和上下“政绩取向”出现偏差不无关系。
著名的“诺斯悖论”说的是：作为“保护之手”的国家是所有经济增长的关键，作为“掠夺之手”的国家同时又是所有经济衰退的根源。当下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纠结如此，集中体现这一悖论。为了眼前利益，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必然有人不惜伸出“掠夺之手”，放松食品安全的“保护之手”。从长远看，这必然带来可预见的经济衰退，如今国产奶粉无人问津进口奶粉供不应求便是一例。而新政绩观就是要引导各级政府主动举起“保护之手”，放下“掠夺之手”。唯有如此，民心才能对执政能力举手，国家经济安全也不会遭遇食品安全的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