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瑞典研究机构检测出部分同时在国内销售的雀巢婴儿食品存在安全隐患，把国内食品安全危机引向了对国内食品安全标准的合理性的探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大。食品生产能由家庭自给走向专业化供给，既受益于专业化的食品生产分工为消费者提供了比自制食品更低的成本；同时更主要基于政府构建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及食品供给体系的全程可察性为食品安全提供了标准化、市场化的安全识辨和风险管控流程和体系，增加了市场对食品安全的可信度。
纵观国际食品安全防护体系的演进过程，清晰地标识出当前几乎所有的国际主流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如当前国际主流食品安全标准GAP、ISO22000和GMP等，大都由发达市场的食品药品零售商等协会开发，标准化管理机构运作，且普遍采用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食品生产者协会与美国航天规划署合作开发的HACCP系统（危害风险与关键控制点）。当前发达的食品安全体系，都属于政府监管与市场自治相结合并分工明确的多维度体系。这种市场与政府分工明确的食品安全管理和标准认证服务，既填补是市场外部性带来的安全风险，更重要是有效嫁接了市场内生的激励相容机制，为食品安全提供了政府监督、市场自治和企业自律等多维度的防控体系。
与国际食品安全体系以市场自治为主所不同，中国当前构建的是以政府及其相关事业单位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其监管理念主要基于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管理和食品供给安全管理。当然这与中国食品安全标准和法律体系制定的历史背景有关。一则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脱胎于计划经济，食品市场发育不全，同时政府长期“包揽性”的市场管理理念使食品行业组织等无法形成独立的市场主体，第三方的商业标准认证组织也无法有效发育；一则国内食品安全体系脱胎于商品短缺时期，政府监管更倾向于食品的生产供给安全，对食品消费安全重视不够，如直至目前由于建设性土地需求对耕地占肥补瘦式平衡，使管理层对食品生产倾向于通过肥料等技术性手段增加亩产量。因此，食品供给安全的路径依赖使监管层担心食品安全标准提高，不仅导致食品成本上升，而且减少化学肥料和助产剂使用影响食品供给，带来粮食安全和通胀。
正所谓病从口入，人为压低食品安全标准伤害了居民健康，加剧本就投入和分配不足的医疗资源的紧张状态，增加全社会的医疗和健康成本。而这比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带来的食品价格上涨要高得多。
要构建有效的食品安全和质量风险管控体系，可考虑引入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构建市场自治和政府监管相互协调配合的激励相容的多维度食品安全防护网。如监管层可引进专司食品安全管理的国际商业企业，强化国内食品安全的市场自治能力。同时，政府放松管制强化引导具有市场影响力的食品零售业制定并发展本土市场化食品安全标准和服务体系，培育市场内生自治能力。另外，构建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等，抬高食品企业的安全成本和威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