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温家宝总理因“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而痛斥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之后，依然有商家“义无反顾”——沈阳“毒豆芽”事件紧步后尘。
有毒食品屡禁不绝，表面看由于厂家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但“毒豆芽”表明，监管模式的钝化乃至形同虚设才是病根，欲救“道德滑坡”，须变监管方式，遏止“监管滑坡”。比如，“毒豆芽”事件涉及工商、质监、农委等职能管理部门，但人家都说“不归我管”，这种“踢皮球”式的监管模式，想不催生有毒食品都难。
在很多领域，多头管理、“九龙治水”几成常态，都有责任往往就会变成都没有责任。不过，多头管理不是让你不管理，“九龙治水”也不是让你“不治水”，多部门监管，并不意味着没法管，如能转变监管方式，理顺关系，通力合作，反而可以织补漏洞、筑牢防线。
有人曾“追踪”一只鸡的监管链条——如果是进口鸡，涉及检验检疫和海关部门；如果是国内鸡，则要分成两种情况：野鸡呢，是林业部门的事情；若是饲养鸡，就是农业部门的事情。进入了生产环节，是质检部门的范围；进入流通环节，又归工商部门管了。到了餐饮环节，如在宾馆、景区，还涉及旅游局，仅在一般的餐馆饭店，就要找卫生部门了。
由此可见，有些监管确实需要涉及多个部门，但是多部门管理并非说大家都得从头管到尾，生产环节归谁管，流通环节归谁管，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分清是哪个环节、阶段出了问题，“冤有头，债有主”，该环节的职责部门就没有“不归我管”的理由。
现在很多医院都有“首诊负责制”，不管病人需要转诊、转科还是转院，“首诊”医生或科室有跟踪负责的职责。同样，食品出了问题，也可以实行“首问负责制”，不管是消费者投诉到哪个部门，或者哪个部门发现了“敌情”，都有责任一跟到底，再根据职责分工，该找工商找工商，该找质检找质检，该找卫生找卫生，整个过程中，都有固定的“牵头人”，也就可以避免“不归我管”的托词。
此外，也可像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所说，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食品回溯追踪管理制度，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均记录在案，一旦出了问题，可迅速追踪源头。即便生产销售环节多、链条长，也可以要求监管机构管离它最近的一个环节，比如发现超市产品有问题，就要求超市追踪到上一环节，追不到就自己担着，如此环环相扣又环环制约，也就难出问题。
“踢皮球”是不折不扣的“为利执法”，“接皮球”的“首问负责制”监管模式，才是真正的“为民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