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建立全方位的行为疗法，针对人们的不同需求定制相应的减肥方案上，慧俪轻体公司和其他市场化减肥方案的前景却不乐观。它们不能定期提供个性化辅导，不能针对具体问题调整减肥建议，评估每个减肥会员的家庭、工作单位或他们所在社会群体的环境因素，也不能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不能来参加会议的会员，或防止会员追求那种过快、过激的短期减肥方式，阻止会员不恰当节食也做不到。作为一家追逐利润的公司，慧俪轻体公司有时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一些“自残式” 的减肥需求。该公司的米勒-科瓦奇说，“有些人是为了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来找我们帮他减掉10磅(约4.5千克)的赘肉，一达到目标，他们就不来了。”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近年来很多科学家已把注意力转移到行为疗法的改进、扩展和定制上，取得的成果令人鼓舞。美国西蒙斯学院毕业生行为分析室的负责人、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员迈克尔·卡梅伦(Michael Cameron)目前正专注于行为减肥技术的研究。他的研究为期一年，有4个受试者——行为分析师一般只会做极小规模的人体研究，有时甚至只针对单个受试者，这样才能使行为疗法更适合个体特性，更密切地观察个体反应。在研究中，受试者都是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与卡梅伦碰面，强化行为疗法。他们会在特殊的磅秤上称量自己的体重，磅秤会通过无线网络把称量结果传输出去。在饮食上，受试者会尽量做到两全其美：降低食物中热量含量的同时，兼顾个人的食物偏好。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作为运动后的奖赏。到目前为止，这些受试者的体重降低了8%～20%。
美国太平洋大学的行为分析师马特·诺曼德(Matt Normand)已在寻找方法，更精确地统计受试者摄入以及消耗了多少热量，比如收集受试者购买食品的小票，在食品清单上记录他们吃了些什么，利用计步器和其他设备监测他们的身体活动。随后，诺曼德给受试者提供了一份他们每天摄入和消耗热量的明细表。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指出，4位受试者中，有3位摄入的热量都降低到推荐水平。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施莱佛中心的理查德·弗莱明(Richard Fleming)在《肥胖》杂志上撰文，考虑这样一种可能：鼓励家长去引导子女作出更健康的选择。他发现，与其他方法相比，家长亲自示范每餐吃多少食物才是合适的，对于孩子保持健康体形很有帮助。弗莱明的另一个“妙招”是：只要一遇到食品店，就给孩子买点小零食作为奖励。“这种奖励很能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他说。
行为干预为何能生效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的生活心理学与市场营销研究员劳雷特·杜贝(Laurette Dubé)表示，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中，高明的营销手段无处不在，时刻都在刺激我们的感官欲望，用那些充满诱惑的“信息炮弹”攻击我们薄弱的意志壁垒。而在我们的身边，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饮食和运动习惯都很差劲，耳闻目睹之下，我们也就随波逐流。从本质上讲，行为干预是致力于重塑环境，把我们从纷杂的信息、感官欲望和随波逐流的泥沼中拔出来，以免我们南辕北辙，从而朝着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迈进。杜贝说：“当我们从足够多的渠道获得了正确信息，我们就能更好地抵抗美食的诱惑，不让自己吃得过多。”
政策助力
"政府已经意识到饮食环境对肥胖率的影响，开始推出一些政策“净化”环境。"
不管是行为干预还是其他方法，都不是通用的减肥方案。不过，尽管只有针对单独的个体进行定制时，行为干预才能发挥最佳效果，但在大众市场，至少慧俪轻体公司和TOPS采用的行为减肥疗法是很有效的。那为什么没多少人选择这种方法减肥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要减肥的人要么是一时兴起，追求流行的饮食或保健品减肥，要么认为肥胖是由自身基因决定的。到目前为止，慧俪轻体公司的项目是最受欢迎的行为减肥项目，但在它的北美会员中，只有60万会员参加会议。这意味着，美国只有不到1%的肥胖者和大约1/200的超重者参加了正式的行为纠正项目。
不过，公共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美国公共卫生局办公室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都已公开支持行为疗法，把它作为对抗肥胖的主要武器。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 奥巴马(Michele Obama)高调发起的缓解青少年肥胖问题的“Let’s Move”行动，几乎是完全依靠行为减肥方案——即设法鼓励孩子少吃高热量食物，让他们变得更主动，享受其中的乐趣。
最近，美国旧金山市提出了一项法案，准备禁止麦当劳在“开心乐园餐”中向儿童赠送玩具。此举表明，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准备对食品行业施压，迫使它们减轻对就餐环境的“污染”，因为赠送玩具实际上是一种促销策略，吸引更多的儿童使用不健康食品，让他们变得肥胖。为了让较穷、超重者数量不成比例的社区更容易、更愿意购买健康食品，美国政府已提出对水果和蔬菜实施成本补贴。包括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内的一些人则在通过另一种途径解决肥胖问题：支持改进粮食援助方案，限制高糖饮料的购买。2010年，华盛顿特区开始对含糖饮料征收6%的税。纽约市还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购物抵用券，鼓励他们去农贸市场购买商品，并奖励销售健康食品的商店。
一些专家正在努力劝说美国政府修订分区和建筑条例，确保人们可以更方便地散步、骑车和爬楼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个人爬楼梯的次数只需增加2.8%，在一年内就可减轻近1磅(约0.45千克)的体重。“在所有肥胖研究中，运动量与健康体重之间的关系是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对象之一。”威廉·M·哈特曼(Wiliam M. Hartman)说，他是旧金山市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医疗中心的心理学家，也是该中心备受瞩目的体重管理计划中行为项目的负责人。
让人们有更多机会接触行为疗法也有助于缓解肥胖危机。不少超重者可能只需要接受在线的行为监测、支持和分享进展的工具，研究已证实这些在线服务确实有一定的效果。还有一些人也许需要卡梅伦正在开发的那种强度更高、个性化更强的干预措施。考虑到肥胖尤其“偏爱”较为贫困的人群，这些方案的费用可能需要政府和医疗保险公司提供高额补助。每周接受行为医疗师的一次会诊需要花费50美元，一年的费用就是2500美元。肥胖问题每年要消耗的社会和医疗成本 7000美元，行为疗法的费用仅略高于这个数字1/3，而且可能只需要一年或两年的治疗，肥胖者就会养成新的永久性的饮食和运动习惯，以后都不会再为此消耗社会和医疗资源。
至于公众是否认可政府为推广行为疗法而作的努力，现在还不好说。在美国旧金山市的一个向来对公众卫生计划都很支持的社区，“开心乐园餐”禁令的提出却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并被该市市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否决。“Let’s Move”行动将健康食品带进学校食堂的举措也受到严厉指责，一些人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激进。即使这些举措最终得以在全美全面实施，谁也没法保证肥胖者数量会明显下降。
目前，全球肥胖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因此一项大规模的减肥计划肯定会是一项针对全人类的行为改变试验。研究表明，这样一个伟大的试验将是我们对付肥胖的最好方法，并且我们有理由希望试验会取得成功。如果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公共政策专家和政府官员都渴望除掉这个顽疾，那么一些初步成果很可能在这一个十年里出现。
(Scientific American中文版《环球科学》授权南方周末发表，雷荣悦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