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洋(青岛台记者)：我现在是在胶南市下河山村村民崔可荣家的麦地里，我身后的这一亩半麦子是今年9月份种上的，但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浇上水。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长出来这个麦苗的根是非常细，非常短，没有牢牢地扎到地里面。如果现在再浇不上水，今冬遇上严寒天气，这些麦子有可能就死掉了。
崔可荣(胶南下河山村村民)：(往年一亩地)能产800斤麦子吧，今年好好弄，最多产400斤。
记者：400斤麦子，得差多少钱？
崔可荣：现在每斤1块6，就算照1块钱算，400斤麦子400块钱就没了。
解说：就在今天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重点之一，就是要重点研究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事关明年的农业是否能继续丰收，更关系着未来农业的长远发展。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基础设施的使用有一定的折旧期，我们之所以粮食能够保持增产，跟那个时候，五六十年代修的这些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些水利设施里面有些已经老化了，已经不行了，实际上这两年已经就到极限了。
主持人：农村水利设施的改革和建设被提到了“十二五”工作当中的重点当中去，我想这也是在今年西南发生旱灾之后一个痛定思痛的一个结论。当我去云南采访的时候，我看到，像大江大河，大的水利设施，其实基本上是可以满足需求的。恰恰是那些在这种旱情发生的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中小水利设施，包括农民田间地头的水窖，投入还是有很大的缺口。我们可以期待有怎样的变化？
李秉龙：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农业用水机制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缺水的国家，而且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重心，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重心一个是北移，一个是西移。北移和西移的结果，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干旱。
主持人：就是水的问题。
李秉龙：是水的问题。所以我们国家有涝灾，有旱灾，但总体来说，最大的灾害还是旱灾，所以通过水利设施的建设可以有利于灾害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我们总是说水利设施有欠缺，好像都是投入不足，有钱了就可以修了，有钱了就可以加大建设了，有了钱是不是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李秉龙：当然不是，但是现在看来，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投入问题。我们只有投入，把水利设施建设以后，然后在建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一个机制，就是中央政府拿多少钱，地方政府拿多少钱，农民是不是还是要出工、出力、出钱，需要一个组织。水利设施建起来以后，到了村里边，还有一个怎么用，怎么管的事情，所以它非常复杂。不仅是水利设施，还涉及到一系列的水。有些水我们要补贴。刚才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农民建水窖，我们要给很多的补贴。现在看来，另一个改变就是农民用水，其它方面的水，我们还是要提价，提价的结果有利于他节约用水，但是这个水价提到什么程度，使水价提高的结果是农民节约用水了，又不增加他的生产成本。还有很多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大江大河的水，政府要来进行宏观的调控，有些水利设施，政府要来建，要来补贴，那么水价还要来提升，所以我觉得整个机制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也是在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到的，整个用水的机制、建设机制要进一步地进行改革
主持人：其实不管是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问题，还是农村的水利设施问题，都不是说今年才出现的，是一个长期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人会预测说，明年的中央1号文件，还是会锁定“三农”，这是第八次了，您也会有这样的期待吗？
李秉龙：我也会有这样的期待。因为从2004年，连续中央出现的几个中央1号文件以后，每年的1号文件都是围绕着“三农”问题，我想之所以把水利设施作为明年中央1号文件可能出台的一个核心和重头戏，就在于我们农业生产要增加供给，可能有种子，有肥料，种子和肥料要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就需要水，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水利设施建设，是我们公共物品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恰恰落在了立项政策范围内，所以它较少产生扭曲，可以更有利与建立我们农业增产的长效机制。
主持人：当我们每年解读1号文件的时候，会发现它里边有新意，也有一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把它稳定下来，去利于执行呢？
李秉龙：我觉得每年中央出台1号文件，还有每五年搞的五年规划，都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我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来看，从整个世界农业政策发展的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对农业政策更趋向于采取法案制的方法，就是把农业政策这些政策的主张、政策的目标，把它落到实处。这个政策法案可能是五年、七年期，通过人大，或者是议会讨论以后，把它变化法律，好多项目、资金都落实了，这样就有了保障。
（央视《新闻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