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3倍，但工人工资上涨最快的沿海地区，其幅度也远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
为了提振消费，必须提高劳动所得在GDP中的占比。在一个通胀水平较低而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提高工人的工资，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抵消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今年中国各大城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一些企业也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提高了工人的薪酬。加薪早就该进行，当然现在也不晚，不过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候，因为通胀将很快吞噬工资的增幅。
除了制造业工人，白领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也要求加薪，以对抗通胀。据信，新一轮的公务员加薪正在酝酿之中。通胀在前，给公务员加薪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财政的问题在于支出不透明，也很少接受人大机关和媒体的监督。公务员加薪一方面会加剧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往往造成分配不公平。因此，除了给收入最低的困难人群以食品补贴，任何财政措施都要谨慎地使用，防止适得其反。
加薪不如减税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减税比加薪更有助于社会公平和对抗通胀。关于通胀，经济学的第一常识是，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引起物价上涨的并不是物资短缺，而是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导致了货币贬值。
短缺也会带来涨价，但随着物资供应的改善，价格就会趋于稳定。在中国，一说到通胀，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食品涨价。其实，通胀会带来食品涨价，但食品涨价并不等于通胀。将通胀和食品涨价画上等号，主要是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特殊原因导致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产品涨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工厂和城市占据了大量土地，使可供种植农作物的耕地减少，工业和服务业的工资高于农业，也会引导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假定农业技术没有革命性的突破，随着耕地和劳动力减少，农产品的供应必定会减少，同时价格上升。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虽然中央政府努力想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矛盾始终存在，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只要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高于农业，土地就会进一步向前者集中，这是市场规律使然。因此，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还会进一步攀高，直到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持平。到那时，中国将越来越依赖国际粮食市场。但就目前而言，农产品涨价的幅度虽然大，但并不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食品在中国CPI体系中权重过高，所以对CPI的贡献颇高，但如果综合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增幅等数据，可以看出这次通胀并没有超出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
央行否认这一轮通胀是货币超发引起的，并称经济总量和广义货币发行量(M2)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对两年多来一直警告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过大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只是一种托辞。2000年至今，中国GDP平均增速为9.84%，而货币供应从12万亿元飙升至67万亿元，增加了5倍以上。当M2达到GDP总量1倍的水平时，通胀已经不可避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难辞其咎。
为了遏制通胀进一步发展，央行的责任是收紧货币供应。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包括一些央行票据操作，都是为了回笼市场上的货币。鉴于目前的形势，加息还仅仅是个开始。
关于通胀的第二个常识认为，通胀是一种变相的税收。货币超发往往和财政赤字联系在一起。赤字是政府欠债。对一个掌握着货币发行权的债务人来说，最轻松的还债方式就是开动印钞机。当新增货币供应通过政府投资的项目进入市场，就抬高了土地、人工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那些主要不是凭银行贷款、而是依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企业成本跟着上升。当然，国有企业有价格低廉的贷款可用，通胀等于让民营企业多交了一笔营业税。而当新增货币进入消费领域，就抬高了消费品的价格，消费者等于向国家交了一笔额外的消费税。
因此，要应对通胀，与其加薪，不如减税。道理很简单：减税不仅能够增加家庭收入，而且能够逼着政府削减开支，是不伤害经济而提升家庭抗通胀能力的最好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