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冷，但天空是灰蒙蒙的，北京的初冬看起来有些萧索，退休工人尹瑞庆收获完地里的萝卜和大白菜，正一锹一锹地翻耕，为来年播种做准备。他的地块位于北京六环外的凤凰岭脚下，在这个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地方，一个个小方块地星罗棋布，每个地块上各有名字，如潇湘园、谷雨。“如果春天播种的时候，你来看，这里都是人，大人小孩，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尹瑞庆说。在北京，乃至全国，像尹瑞庆这样下乡种菜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了，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催热了下乡种菜风潮。
新一轮下乡热
2009年，尹瑞庆在报上看到新鲜事，京郊农场“小毛驴”招募市民种地，所种的有机蔬菜归劳动者。“我实在是太想种地了”，这则消息让老尹兴奋不已。他亲自跑到凤凰岭脚下，找到了这个农场，并花1200元租下了这块地。
过去一年，这块只有30平米的土地伴着他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尹瑞庆每周两次到农场，拔草、间苗、播种、浇水，年轻时下过乡的他将自己这次经历称为“再下乡”。“每到地里我都心花怒放。”尹瑞庆说，耕作能给他带来水泥钢筋丛林中无法享受到的快乐。他在农场雇佣工的农民的指导下，按季节套种各种蔬菜，总计有30多种。
虽然享受着种菜的快乐，但是尹瑞庆告诉记者，他最初想种地，实属无奈。这几年，食品安全的问题连续不断，毒奶粉、毒豇豆、地沟油、农药超标……一次次挑战着尹瑞庆的心理极限，“我做过商业，我知道食品的流通程序，有些污染很难控制”。
像尹瑞庆这样，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安全深度忧虑的人为数不少，参与创办小毛驴农庄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石嫣介绍，去年，来农庄种地的市民只有15户，而今年，迅速增长到120户。记者了解到，如今，这种下乡包地种菜的现象，并非小毛驴农庄独有。在北京的很多郊区，农民纷纷把自己的地分割出租。而上海、浙江、湖北、四川等地，也都有不同形式的招募市民种菜的项目。
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各地的包地种菜项目都在扩张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股下乡种菜热的另外一种衍生形式，则是雇农民负责种菜，种什么菜，是否使用化肥，都由雇主来决定。北京中关村的20多个白领就自发组织了购菜联盟，由北京郊区的一名农民负责帮他们种菜。据了解，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在全国已经有100多个。
美日都曾经历
“食品安全背后是信任危机，更深层次的是人与自然的隔离，人与人间的割裂，”对于这种新的“下乡热”，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说，“现在大众的食品体系不被信任之后，消费者和生产者试图进行联合。CSA是一种模式，这至少为消费者增加了一种选择。”
周立所说的 CSA是英文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的简称，意为社区支持农业。下乡包地种菜和雇佣农民种菜这些新兴的农业模式都属于CSA。
2007年，周立曾赴美考察CSA农场，他发现CSA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1910年，全美消费者消费食品的支出有40%归生产者农民所有，50%归贸易市场所有，10%是农业器械、化肥、种子等的消耗性支出。到了1997年，农民获得收益的份额跌到8%，2006年是5%。“根据测算，到2020年，农民只能获得3%。”
农民收入剧烈下滑的“拐点”出现在上世纪 60年代。当时化肥、农药的革命引发了农业和社会体系的革命，为提高产量，食品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一方面带来了功不可没的产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带来质量的下降，并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在那之后，美国七成农场破产，生产者蒙受损失，同时工厂化的食物给人造成越来越多的困扰。
“西谚有云：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人们开始担忧，食物改变的除了人的体质，是否还包括人的性灵？谁也不愿意像机器一样活着。”周立说。
CSA正是源于日益工业化带来的食品安全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找寻市场外的选择。1971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他们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Teikei”（日文“提携”），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Teikei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
1986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北美第一个CSA农场，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如今美国已经有近3900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此后，CSA在全球广泛开展。
相当于买蔬菜期货
石嫣正是因为在美国农场实习而全面了解了这种CSA模式。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海淀区政府在京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这成为国内首批CSA模式农场的典型。目前，小毛驴经营得有声有色，今年收支状况已经达到平衡。
“我们施用蚯蚓粪与麻酱渣等有机肥料，完全做到生态农业，客户可以监督农场的生产环节。”石嫣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看来，CSA自然天成，大家都是参与者，互相之间形成了信任和信用。“这可能是一种更为长效的信任，同时，它还起到了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
对这种闭合链式有机农场，尹瑞庆也有很深的体会，他说，农民和市民互为朋友，这是真正的消除城乡差别，这里完全是城乡融合的一个缩影。
60多岁的王凤山原本是北京郊区的普通农民，今年他被雇到农场帮助市民种地。王凤山说，很多市民对种地没有经验，有些人甚至没有摸过锄头，但只要稍稍指导，三天内保证市民学会种地。
一块30平米的地块能收多少蔬菜？王凤山说，如果经营得好，一般四五百斤没什么问题。“人勤地不老”，这是市民和农民共同的结论。去年，尹瑞庆这块小地总共收了400多斤的菜，品种有30多种。
“中国的CSA模式农场要求消费者提前付费，这就与传统的消费模式付费取物不同，改变消费方式的观念是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这是温铁军的一个担忧。
但在尹瑞龙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从价格上讲，我今年等于买了蔬菜的期货。春天菜便宜，但现在价格飙升，相当于赚了。当然，种菜是无法用价格衡量的，我治好了自己的颈椎病，又获得了快乐，同时让家人朋友也分享了自己的快乐。”
改变现有的种地模式
不过，包地种菜的模式同样面临着很多困难。
在石嫣看来，目前的两大困难是市民并不是很接受只吃应季蔬菜的观念，以及消费者对CSA模式本身的不太认同。“美国是因为食品体系已经被破坏，反过来出现CSA，而中国相对小的城市，食品相对安全，还没有到完全被破坏的程度。”石嫣说。
无论是石嫣还是接受采访的专家，他们都认为CSA模式不会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只会是目前食品安全问题下的某种补充或替代。而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李里特看来，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是要农民改变现有的种地模式。
李里特认为，分散的个体农民，不仅收益和利益无法保障，从事农业生产时也缺乏经营空间，“农产品在非常低价的线上互相竞争，农民没办法，要么不干了，要么滥用化肥，降低成本。而很多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忽视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包括农药、激素、抗生素，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量。”
在西方许多国家，采取合作社经营的模式，每户农民就是一个小公司，组织起来成立农协，形成公司和总公司的关系，形成规模产业化生产。农产品的价格依据生产成本、劳动时间、社会保障等来制定。李里特说，农业形成专业组织企业化经营后，农民依据市场做出预测，依据市场种地，避免价格大起大落，农产品价格会真正回归理性。与此同时，农民为了维护自身信誉，也会努力将产品做好，质量做好。
据《国际先驱导报》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链接：CSA在美国
CSA模式（社区支持农业）起源于瑞士，1986年传入美国。通常在一个CSA体系中，社区居民向农场购买类似 “会员”的资格，到收获季时定期获得一定数量的时令蔬菜或其他农产品，包括鸡蛋、肉类、奶酪、鲜花、水果和家庭手工制作的面包点心等。
在美国，CSA农场的规模大小不等，既有仅几家会员的小型农场，也有会员超过千家、占地数百英亩的大农场。虽然在几百万个美国农场中，采用CSA模式的只占少数，但是其增加的速度正在加快。
对农场经营者来说，CSA模式使他们拥有稳定的销售市场，在蔬菜成熟甚至种植之前就可以进行预售、较早回收资金，同时，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此外，由于摆脱了销路的压力，农场经营者有更多时间用在土地上，可以在精耕细作、水土保持和减少农药使用等方面花更多精力，使产品质量更好，而且对生态环境有利。对消费者而言，加入CSA体系可以使他们得到新鲜、低价的蔬菜供应，还能参与农场的经营决策，根据自身需求对种植计划提出调整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