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升的地平线
对于叶翔提出的“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通胀成因，另一位研究人士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和他的同事做了一系列持续而深入的实证研究。
高善文等人把谷子、花生、大豆、棉花、小麦、粳稻等不同类农作物由生产技术决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作为横轴排列，在纵轴上计算这些不同类农作物在长时间序列（8年左右）中的累计价格涨幅，结果发现这两组数据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熨平了短周期因素（比如气候、天灾等）之后，农产品长期的累计价格涨幅，与这种农产品自身的劳动力密集程度成正比。
在思考了很长时间之后，高善文等人能得出的“唯一推论”是：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在非常快速的上升，从而推动了广谱农产品价格的上升。
为了验证这一推论，他们找来国家统计局和草根调查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从1990年到2000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农民工工资的累计涨幅是零，而2001年到2009年，农民工工资剔除通胀后的累计涨幅大约是300%。
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也在统计学意义上得到证实。高善文以1993年CPI指数为基准，分别计算历年CPI中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的定基数，结果发现从1993—2003年的10年中，此两种价格的定基数基本一样，只是在短期之内有背离。但是，2003—2010年，却看到两者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裂口”。这意味着过去7年里，CPI中食品价格的平均和累计涨幅大大高于非食品价格的累计涨幅。
为进一步探究食品价格和物价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高善文等人又把1978—2010年30年间食品价格的波动数据，和剔除食品的中国GDP缩减指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变动）拿来作对比，发现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高达0.9。这说明食品价格广谱上升和下降，总能和当年物价总水平的升降同步。另一个发现是，一种食品越容易保存，它和一般物价水平的相关系数越高。
那么到底是食品价格上涨推动了一般物价水平，还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诱发了食品价格的涨跌呢？通过以食品价格指数对第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做回归分析，答案是后者，即经济整体的冷热、工业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变化诱发了食品通胀。
其实在对农村农户的微观行为考察中，上述推论不难找到落脚点。农户的产出是农产品，投入品一方面是自身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农户自身穿用行等方面的生活成本。至少存在两种机制可以使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同步起来：一种是成本传导，化肥、农药、薄膜和汽油的价格在上升，提高了农户的生产成本，影响粮食价格；第二种是通货膨胀预期，农户观察到化肥、种子、薄膜的价格在上涨，产生通胀预期和保值需求。此时农户会增加资产的持有量，比如囤积粮食和延长生猪存栏时间（它们最容易保存），导致市场上粮食和猪肉的供应减少、价格上升。由此，通胀预期通过存货调整的机制作用会驱动农产品价格的升降。
把以上研究结果综合起来，安信证券得出的结论是：“全球经济通货膨胀预期推动中国食品价格摆动的同时，推高了低端劳动力工资的高速增长，从而系统推高中国通货膨胀的中轴。”高善文等人把这条由低端劳动力成本推高的通胀中轴称为“抬升的地平线”。
已走过“刘易斯拐点”？
在上述逻辑推演中，低端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行是关键点。经济学上描述这一过程的术语叫“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指在二元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中，早期劳动力供给过剩，导致其工资水平长期保持在维持生计状态，直至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其间的转折点便是“刘易斯拐点”。
该“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在中国，2008年开始的“民工荒”、保姆价格上涨，以及最近五大民营快递巨头的集体涨价，和粮食、蔬菜的价格上涨一样，都指向了低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的趋势。
“刘易斯拐点”正在制造业、快递业、家政服务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日益明显的显现出来。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数据显示，2003—2009年农民工收入的年增速都在两位数，其中中西部地区平均在16%，东部地区在10%以上。而在CPI中，“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费”指标2004年之前的走势和整体物价水平一致，2005年之后开始系统性超越CPI，暗示低端劳动力价格开始出现迅速攀升。
而安信证券认为，根据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这一重要指标，中国早在2007年前后就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其研究表明，最近6年食品价格开始系统性地超越整体物价水平，两者之间出现越来越大裂口。2006年之后，CPI食品和PPI的价格也出现越来越大的背离，“5年以上的价格裂口，很难认为是食品生产部门的超额利润或天气波动因素导致的，最重要原因是农民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大幅提升”。
事实上，2007年中猪肉价格大涨时，《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做过一篇题为《猪肉的价格动力》的封面报道，其中便试图以“刘易斯拐点”说来解释猪肉涨价。一位经济学家告诉《商务周刊》，当时这篇文章在学界影响很大以至相互传阅，但后来随着猪肉价格的回落，它的解释力遂不被重视，“其实它的问题只在于用一个长期趋势去解释了一次短期波动”。
一位研究人士指出，回过头看，近两年猪肉价格的回落其实与“刘易斯拐点”未能在工业部门价格变化中得到反映的原因一样，都是由于“技术进步”——近几年中国的生猪饲养由过去的农户分散圈养为主，转向了集中的集约化、规模化养殖。
但在整个农业部门，过去十多年间并没有重大技术进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很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在行业低谷时过度收缩，从而使一些农产品先超跌后超涨，此类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加剧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多次得见。
但这种通胀预期基础上的存货调整，只会在短期内影响农产品价格，其中期价格的决定因素则来自成本推动，包括玉米、汽油、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力工资的系统性上涨。长期来看，影响这些商品价格的因素还是弗里德曼口中的货币量。“我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是三句话：短期看产能、中期看成本、长期看货币。”高善文总结说。
中国曾经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和2003—2004年间爆发过烈度不一的通货膨胀，其动因分别是“价格（放开）闯关”、资本短缺或产能缺口，而本轮通胀体现出与前几次不同的“成本推动型”特点。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不会如需求拉动型通胀在短期内爆发恶性物价上涨；同时也是个坏消息，因为它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物价上涨将成为长期趋势，且比前一种通胀要难控制得多。在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成本推动型通胀还可能使需求剧减，投资乏力，陷入西方谈之色变的“滞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