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一国实体经济产出（GDP）的扩张，需要一定量的新增货币，而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种非市场化的生产要素纳入市场体系，要“消化吸收”比它国更多的货币。北京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周其仁称之为“货币深化”的过程，也因此中国的M2增幅在过去20年中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1.36%，共增长39.6倍。
但令周其仁感到好奇的是，不少发达国家的货币指数一般过不了100%就掉头向下，但中国的货币指数在1993年过了100%之后继续上冲，目前已冲到180%仍丝毫没有掉头向下的意思。他认为，“我们也许需要新的验证，看看资产市场化是不是比产品市场化带动更高的货币需求？”
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已经被证明是富于解释力的，因此大凡通货膨胀爆发，经济学家们总会直觉性的联想到流动性过剩。“货币如同演员，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限制了电视剧，他就要上古装戏。”许小年说。
而这的确是一个流动性泛滥成灾的世界。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均不同程度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目前多个国家面临通胀考验。但同时，另一些流动性过剩的国家比如日本，却正为CPI增长呈负值的通缩压力苦恼不已。美国虽然连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也大手笔投资新产业，但10月份美国CPI仍环比下降1%，创下1947年开始统计该指数以来的最大月降幅，经济学家预测美国所面临的通缩压力正逐渐加大。
所以，用“票子印多了，钱毛了”一言以蔽之当前的通胀，显然无法回答人们更多的疑问：本轮通胀是需求拉动型还是成本推动型？会持续多久？全球流动性泛滥背景下，为何不同经济体呈现通胀与通缩冰火两重天？
全球化下的“结构性”通胀
汇信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叶翔11月初的博客，记录下他和菜市场一位年近60的老妇的对话：
我问：“菜又涨价了？”妇答：“是的。”
她接着问我：“你是经济学家，我有时会看看报纸，电视，都说通货膨胀是什么流动性太多搞的，是不是就是指钱发得太多了？”“是。”
“这水是美国人放出来的？”“是。”
“既然水是美国人放的，肯定是先流他的家里，满了才流到我们这里？”“是。”
“那为什么美国没有通货膨胀？”“这个……”
“听说日本泡沫破裂之后，政府也放了很多水，都放了20年了，怎么也没有通货膨胀？”
“这个……那您说说，为什么我每星期来买菜，您都涨价？”
“因为我去进货，卖菜给我的农民说，他们种菜的本高了。”
“都是那些本？”
“种子，化肥，农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费提高了，如果菜价不提，他们种菜就不够吃了。你说，这些本跟美国人放水有关系？”
“好像没有。”
“没关系，那为什么你们这些经济学家天天说是放水引起的通货膨胀？”
“这……”
叶翔对《商务周刊》说：“这篇博客中我想表达的是，流动性只是通胀成因之一，可能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作为经济学家要深究的是，流动性很多的货币环境下，是什么样的环境与条件使得通胀出现（如中国、印度等），又是怎样的环境与条件使得通胀不出现，至少在短期内不出现（如美国与日本）？只有找到原因，我们才能找到这一轮通胀的性质与特点，才能清楚它的危害，因而才能得到我们所要采取的政策与手段。”
早在去年底，叶翔便预言“全球面临成本推进型通胀风险”，当时他认为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等，房地产价格大体上超过了危机前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从而推高劳动力价格。以中国珠三角情况来看，工人要求的工资远远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因为只有更高的工资才能满足他们衣食住行、娱寿健教以及维持社会关系所需要的生活成本。
而从2009年的能源与原材料价格和需求来看，美元的贬值导致石油与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上升，比如国际石油价格从30美元/桶上升至超过70美元/桶。因此，除非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快速提高，否则土地、劳动力、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过快上涨推动的产品价格的上升将不可避免。
对于中国近几个月来的通货膨胀，叶翔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没有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会不会有持续通胀的可能？如果有，说明问题主要出在中国自己，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这个问题。”
按他的看法，中国经济本来存在一个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动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动力：一是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二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土地成本上升；三是全球货币体系结构变化滞后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能源与资源价格的上升。
叶翔对于最后一点外生性结构变化的判断，与一位官员的观点不谋而合。200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以个人名义撰文指出，近年来全球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的变化机理，出现了一些传统框架下难以解释的新现象，其中包括三方面：
第一，2003年起至次贷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需求膨胀压力并未引起一般性商品价格上涨，而是导致供给弹性有限的初级产品及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持续上升。
第二，全球CPI明显上涨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才出现。2007年9月次贷危机爆发后至2008年7月前后，全球更为宽松的货币条件及房市股市泡沫破裂后，大量资金涌入初级商品市场，引发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食品及原油价格在CPI、PPI篮子中占较大的比重，这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内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导致增长放缓与CPI高企并存。
第三，2008年7月之后，受金融危机加剧、信心整体逆转等影响，初级产品泡沫崩溃，引发全球CPI、PPI迅速下滑。
上述分析显示，经济全球化是通货膨胀机理变化的推动因素。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强了工业生产和供给能力，抑制了一般性商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也大大增加了对初级产品和资产的需求。加上金融投机的推动，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更容易出现大幅上涨。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年来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即一般性商品价格上涨慢、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涨幅大）。
张晓慧的警告是，“等到CPI明显全面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