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新增耕地质量差，可持续性差。近年来，耕地面积减少速度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推行“占补平衡”制度。要占用耕地，就必须开垦同等数量的新耕地，否则就要交纳开垦费，由国家出资进行土地整理、开荒，开垦新耕地补充被占耕地。近几年，全国每年新增耕地都在300万亩以上，这在数字上有效地补充了耕地面积，是中国能够守住18亿亩红线的关键所在。但是，在土地整理、开荒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约束、人力不足和监管不到位，出现了大量不规范行为，许多用于整理土地的资金在灰色交易中流失，导致新增耕地质量往往较被占用耕地有很大差距。此外，中国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有限，且尚未开垦的可耕地大多自然条件较差，因此，要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大量开垦新耕地，可持续性较差。
二是弄虚作假严重。近几年，尽管国土部门采用了卫星执法等高科技手段，但在房地产利益的巨大诱惑下，各地政府、村委会、企业包括个人，都想尽一切歪门邪道占用耕地，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比如，有些地方以特色农业的名义，在耕地上盖起举架5米多高的大棚，然后把大棚当成房地产项目出售，谁买了大棚，就可以在大棚里面盖带花园的豪宅；有些地方则“以租代征”，将耕地从农民手中租过来，盖起医院或学校，然后将医院学校原来的地皮当作房地产项目开发出售，今后即使被发现，执法部门也不会把医院学校这类公益性建筑拆除，这就相当于把生米做成熟饭。花样百出的弄虚作假行为，不仅使大量良田被非法占用，还给统计数据掺了大量水分。
三是软执法难以约束吓阻强大的利益冲动。对一些地方政府、开发商和一些村集体来说，干房地产来钱太快，诱惑太大，即使违法，被严惩的概率又非常之低，以至于国家法令根本吓不倒、约束不了他们。据权威部门数据，2009年全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4.2万件，共1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查处违法用地行为3.5万件，共16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面对如此低的处罚率和巨额金钱的诱惑，难怪敢于铤而走险的人如过江之鲫。
现在中国农产品供应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今年的农产品价格集体暴涨就是这种脆弱性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爆发。
首先，大城市农产品自给能力严重弱化。根据相关报道，全国除上海外，各大一线城市的蔬菜自给率都不到30%，北京的蔬菜自给率只有10%。蔬菜粮食等农产品大量依靠外运，不仅运输成本高，而且会造成交通严重拥堵，且易受天气变化影响，供应不稳定。以今年夏季的京藏高速大堵车为例，由于北京农产品大量依靠外运，极大地增加了北京周边的交通负担，仅张家口每年供应北京蔬菜就达180万吨，需15吨载重货车12万辆次，如此巨量的农产品运输，再加上煤炭等物资运输，北京周边高速焉能不堵？为缓解高速堵车，唯一的办法就是再修建新的公路，而新的公路又将侵占破坏大量耕地，如此一来，就形成“占耕地需外运——需外运要修路——要修路占耕地”的恶性循环，不仅使北京这类大城市的农产品供应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还降低了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率，耗费了大量的能源资源。
其次，全国各类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失衡，导致农业抗风险能力严重削弱。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耕地的逐步丧失，使一些农业发达地区的农产品产量占比越来越高，某一地农产品产量的高低往往可以左右全国某品种农产品的价格，比如：新疆的棉花、广西的蔗糖、吉林洮南的绿豆、山东金乡的大蒜、黑吉两省的粮食都是如此。今年绿豆和大蒜价格暴涨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再以棉花为例，原来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省都是产棉大省，可是由于房地产热的发展、其它品种的挤占，这些省近年来棉花种植面积不断下滑，这使新疆棉花在全国棉花产量占比逐年提高，2009年已达40%，新疆棉花成为左右中国棉花供应的最核心因素。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蔗糖生产，广西蔗糖产量占全国的60%，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布局下，一旦新疆或广西遭遇自然灾害，棉花和白糖价格自然会像今年这样暴涨。而黑吉两省的粮食外运量占全国粮食外运量的65%以上，如果黑龙江、吉林两省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则整个中国的粮食安全就将受到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