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频发食品安全事件，如何构建严密的法律保护网以有效保护食品安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近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对外公布《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公检法重拳出击，意在通过加强打击力度震慑犯罪。但是如果缺乏相应的法规制度配套，乱世用重典的运动式执法的模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两高两部联合重拳出击
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中国人通过食品进行化学扫盲:我们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猪肉中认识了盐酸克仑特罗;从奶粉中认识了三聚氰胺;从小龙虾中认识了洗虾粉……” 在戏谑调侃背后，反映的却是现实生活中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
9月15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称“两高两部”)联合对外公布《通知》，要求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通知》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提出具体要求。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据报道 ，2009年6月以来，工商部门查处食品违法案件2.1万起。同年，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食品安全案件190余起，逮捕犯罪嫌疑人230余名。但是，此类案件的判决量刑却难令公众满意。
据刑法学家韩友谊介绍，现行《刑法》中，直接涉及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罪名有三个，即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其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罚更重，其最高刑罚为死刑。但是，在近几年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却并没有适用这些罪名判处死刑的案例。
甚至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徐沪坦言其办案时的感受，其办理影响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时，一个涉嫌生产销售数十吨三聚氰胺奶粉的主犯，最后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且缓刑三年。徐沪认为，这样的刑事打击力度不足以震慑罪犯，也不足以制止此类犯罪行为的继续发生。
面对两高两部的强势出击，加大刑事打击的力度，能够起到震慑罪犯的作用。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保护食品安全，需要构建严密的法律保护网。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景明的说法，“现在是重打不重赔，一方面公检法不断强势出击，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民事索赔诉讼却举步维艰。这样‘一手软、一手硬’ 的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重打不重赔
涉及食品安全的民事索赔案件，立案困难是最大的阻碍。三鹿奶粉受害者赔偿案代理律师的德衡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的季成接受了多名患儿家属的委托，准备对三鹿集团提起了民事诉讼。但是他发现最大的阻碍是法院不立案。经过一年的漫长奔波，针对三鹿的索赔案件立案的全国范围内只有五起。但是此时，三鹿集团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这意味着即使是打赢官司，患儿家长也可能拿不到任何赔偿。
除了司法部作为导致的民事索赔渠道不顺畅外，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导致民事索赔乏力的重要原因。
美国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吴景明就认为，“惩罚性赔偿不但会使不法商家受到严厉的处罚，还可以鼓励受害人起诉讼揭露企业的不法行为，能最大限度地遏制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20世纪初，美国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由于侵权企业非常强势，处于弱势的消费者维权艰难。常规的补偿性赔偿难以遏制不法企业侵权行为。为解决此问题，美国先后颁布一系列法律，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巨额的惩罚性赔偿，对食品生产企业发挥了威慑作用。
而在中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食品安全法》被认为引入惩罚性赔偿，该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食品厂商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以下简称“十倍赔偿”规定)。但是，此规定被法学专家认为，“十倍赔偿”规定是只纸老虎，其威慑力不足、形式色彩重实际效果轻。
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开始施行以来，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多起运用“十倍赔偿”规定成功索赔的案例，比如呼和浩特的消费者获3元价款购买的食品，依此条款获得赔偿30元，南京的消费者以11.2元购物价款获得了112元赔偿。
当连坐牢杀头的风险都敢冒的不法商人面对这区区十倍的赔偿时，能起到的威慑作用可想而知。
而对比国外的类似案例差异可谓天壤之别。1992年，一名美国消费者在麦当劳购买了杯热咖啡，被烫伤了皮肤。双方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对质法庭。最终法院判决，麦当劳向消费者付出286万美元的巨额赔偿。此案之后，麦当劳咖啡杯醒目处出现“小心烫伤”提示，咖啡温度也降到了70℃左右。
由此可见，一次惩罚性赔偿判决之后，企业会自觉的“补漏”防止其扩大。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成本是最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