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武汉在中部地位的提升，河南方面也在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据河南省政研室巡视员王永苏透露，春节前后，河南省内部就曾组织召开多次会议，重点即是研究郑州的城市定位和河南的区域经济如何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当时河南省领导说的很明确，“武汉将要获批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郑州怎么办？”
此次规划中，关于将郑州定位为“重要中心城市”的批复，民间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中部双中心”战略。不过对这一所谓的“中心城市”名分，却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冯德显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每个城市都希望成为中心，但所谓的中心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还要看城市的综合实力及对周边的带动辐射作用。王永苏也认为，更务实的做法是，“下工夫把郑州做大做强”。
做强郑州，不仅是河南参与全国区域经济竞争的需要。即便在河南内部，郑州的首位度不足，也一直是备受诟病的短板。
河南省统计科研所所长金美江认为，“郑州作为中心城市，其首位度不够，最终影响了城市圈各个城市之间的协作。”她举例说，在长三角经济圈，上海的核心地位无人能比，因此在产业定位上，都自觉以上海为核心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从中原城市群扩大为中原经济区后，涵盖的城市范围也从原来的9个扩大到河南18个地市及周边省份部分地市，最终有可能形成一个拥有44个城市、1.7亿人口的超级城市群。
随着区域内城市数量的增加，关于将郑州打造成中部地区超级中心城市的声音开始出现。但在冯德显看来，这一想法并不现实，“做大郑州没错，但很难把郑州做成像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州那样的城市。”
在他看来，在这一区域内，由于生产要素的分布比较均衡，很难产生一枝独秀的超大城市，“未来的中原经济区，靠的是群狼而不是靠单虎的效应”。
粮食的紧箍咒
河南经济发展的定位中，绕不开的一道坎是粮食安全。甚至有当地学者私下抱怨，粮食问题已经成了河南发展的一个紧箍咒，“承担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重任，却失去了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小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在刚刚发布的《实施意见》中，未来10年，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是一项硬性指标。
按照目前的粮食供应格局来计算，其中100亿斤的新增量要寄托在河南身上。今年两会期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小组审议时曾表示，如果2010年河南粮食产量能实现30亿斤的增产，他将专程到河南表示感谢。
从已经收获的夏粮情况来看，情况并不乐观。2010年，河南省夏粮总产量达到618.14亿斤，较上年增加5.14亿斤，这已经是连续七年创历史新高。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在减弱。在河南东部粮食主产区，种了8亩小麦的农户苏广明表示，“明年准备少种点，够自己口粮就行。”
在他看来，种粮实在不划算，种一亩小麦，需要投入大约500元，即便按今年1元每斤的高价，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过800元。“减去成本，不算劳务费，一亩地收入才300元。”8亩地的收入顶不上出去打工2个月挣的钱。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耕地没有增多，农业种植技术没有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下，完成粮食增长任务，就意味着要限制发展的空间，最为明显的是对土地供应的制约。
据一位参与引进富士康谈判的河南某地市政府官员透露，在河南内部对富士康的争夺中，其他地市之所以输给郑州，土地的供应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河南有限的土地供应指标都在向郑州倾斜。”
在上述官员看来，河南是第一人口大省，经济总量列全国第五，粮食产量列第一，在中国整个经济大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国家对河南省的发展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这对河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这位官员认为，河南前两次申请将区域经济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之所以失败，也和国家对河南的战略定位有关，“从战略角度来讲，国家一直强调粮食的安全问题，把河南省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基地，对河南省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在深层次上考虑得不够”。
河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程传兴则认为，农业比重大，既是短板也是特色。由于河南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也决定了其在探索破解“三农”问题道路方面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示范性。
在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看来，区域的发展需求和国家的战略产生矛盾时，“就需要河南去探索，去解决。”虽然粮食生产效益低、粮食生产者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高，但在未来河南的区域发展定位中，保证粮食安全还是前提条件。
第三次冲击国家战略时，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也多次强调，“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的三化 (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之路，将是贯穿整个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