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记者质疑，“弱势群体是否就能捏造身份、学历来欺骗大众，从而达到他’出名成功’的目的”时，贺雄飞反复强调:“张悟本的身份不是他自己捏造的，是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所为。张悟本本人也很气愤。”
“既然气愤，张悟本为何不提出反对意见，而选择默默接受呢？”记者反问。
“人难免好虚荣，既然别人给自己按了这些名号，那就随他去吧。”贺雄飞这样解释。
“这些身份都是印在书的附录上的，作为图书策划人的你，难道没有进行核实吗？”记者又问。
“我做的只是前期策划和后来稍微看了一下内容，附录是他们之后加上去的，我不知道他们会这样做。”贺雄飞说。
贺雄飞口中的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到底是什么机构？记者调查发现，这家机构并不是什么学术研究机构，它只是一家隶属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下的三产机构，而张悟本和这家中心一直在合作，产生利润之后双方分成。
据贺雄飞透露，这家机构其实一直想推出“悟本堂”这样的咨询所。“你知道吗，他们找来张悟本，就是想借由他推出悟本堂。张悟本其实就是他们包装出来的商品而已。”贺雄飞替张悟本抱不平，“而且电视上也说了，悟本堂没有进行实际的诊疗行为，只是提供咨询，他们2000元一个号确实贵，但你也不能说他违法。”
不吃死人就行
据媒体报道，《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卖了百万册，比预想的还要疯狂。中奥公司的雄心也顿时开始膨胀，他们计划在今年6月底之前要销售500万册，年内销售1000万册。如果1000万册真的卖出去，也就意味着将给中奥公司带来将近2亿人民币的利润。但是随着张悟本的经历被政府部门和媒体不断揭露，书店自行将该书下架，1000万册的宏大目标看来是无法实现了。
记者发现，一些由出版社自己编辑出版的养生保健类图书，也存在伪养生伪专家的问题。一位在出版社工作十多年的编辑告诉记者，他们无法也无力对养生保健类图书的内容进行审查，只能凭自己的生活经验认为“专家”的观点不至于吃死人，就会放行通过。
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贺雄飞时，他也对“不吃死人就行”这个标准并不否认。也就是说，在普遍实行“准入制”的现在，在养生保健类图书这个领域，依然是什么人都可以写，写什么观点都可以。这难免造成极大混乱。
业内人士建议，有关图书审查机构，应该建立相应的准入机制，使得只有拥有相关凭证的专家才能著书立说。
但早前的事实却是，《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在占领各大图书排行榜之后，报纸杂志纷纷对其进行报道。随后，电视媒体加入“炒作大军”:2010年初，北京电视台《城市》栏目“民以食为天”节目邀请张悟本上节目;2月至4月，张悟本三上湖南卫视，火遍全国，电视的造势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购书狂潮。
“平面媒体先是捧红了张悟本，随后电视媒体又把张悟本放大了。张悟本只是在十几种病的治疗方法上用了绿豆，媒体却称’绿豆能治百病’，某些程度上是媒体神化了张悟本。”贺雄飞说，“现在张悟本红了，听说围剿他的有幕后的一大群相关利益团体，他们不整倒张悟本决不罢休。”
贺雄飞分析，张悟本的火爆绝不是偶然的。首先，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他们希望通过食疗养生的方法预防和不得病，这是最省钱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等张悟本提出了许多实用而简便易行的食疗方案后，一下子就打动了读者。其次，他书里介绍的方法，大多确实非常有效。
“像有一次我女儿生病，在医院诊断的过程中就花了几千元钱，最后却只开了九毛钱的药。”贺雄飞说，正如《新京报》上的一篇文章所言:张悟本的成功是中国医疗弊端的一面镜子。
贺雄飞曾多次向媒体表示自己愿意做“每天喝五斤绿豆汤、吃四个长条茄子”的范本，让专家化验，看“会不会中毒”，他说:“食疗不是看病，它没有那么精确，你不相信绿豆汤，完全可以不喝。张悟本的食疗方法来自于中国的中医传统，也不是他独创的。”
但记者在网上看到，不少读者都表示是在看到“权威”出版社出版了张悟本的书，是在看到“权威”电视台播了张悟本的节目之后，才对张悟本的养生理论深信不疑的。如此看来，一句“不信就别买”的理由显然不足以服众。
采访的最后，贺雄飞坦言，张悟本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养生大师”。并透露他在替张悟本策划此书之后，许多人慕名而来，其中有卖药的，也有卖酒的等等，“但我接下来受邀出国考察，去研究犹太文化，大概要到16日回来。”
选择在这个风口浪尖出国，贺雄飞内心怎么想，只有天晓得!▲
别总拿中医说事儿
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的弟子、上海市名中医王庆其指出，张悟本根本不是中医，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我们应该加倍珍惜它，不能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按到中医的头上，更不要总拿中医说事儿。
记者/黄 祺
每当一种养生谬论被掀开遮羞布，中医总是不免被误伤，因为各种养生谬论，都要把中医大旗抗在肩上，为的是博取信任、借彼东风。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诞生于民众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所以，中医发展过程中有着鱼龙混杂的漫长阶段，这给种种奇技怪方提供了广阔天地。张悟本也不例外，无非自称中医，独创“偏方”。
科学缺少之处，迷信就盛行。在各种所谓中医养生概念铺天盖地的时候，更需要专业人士廓清真伪。
养生与中医是什么关系？怎样的食疗才算科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名中医王庆其，对如今的养生乱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王庆其教授钻研《黄帝内经》及中医内科临床数十年，师从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20多年。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张悟本的这些所谓“养生方法”？
王庆其:在中医看来，绿豆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消暑，一个是解毒。过去在没有西药的时候，绿豆、甘草是用来解毒的。中医一般认为，绿豆不宜与药同服。任何食疗都只是辅助方法，不能过头。食疗也有适应症，也有剂量的问题。如果一个食疗方子或者一种药什么都能治，那它往往就什么都治不了。
我没有在中医药文献中看到关于用茄子和苦瓜可以治百病的记载，张悟本说茄子吸油，大概是他从炒菜里得到的灵感，以为茄子比较吸油就能用在高血脂患者身上，这完全是想当然，没有科学依据，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医书上有这样的说法。高血脂、肥胖的患者，吃得素一点是有好处的，这个老百姓都应该知道。
至于奶制品，也是因人而异，都有度的问题。比如缺钙的人，喝点牛奶是好的，只要他没有牛奶过敏症。肠胃菌群紊乱的人、经常胃肠不舒服，喝点酸奶也有好处。但胃酸过多、胃寒的人吃了就不舒服。我非常推崇一句话是清代医家叶天士所说的“胃喜为补”，上海话叫“乐胃”。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对食物、药物的顺应性也不同。
《新民周刊》:食疗的定义是什么？食疗在中医学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王庆其:我理解的食疗，包括用食物作为辅助治疗的方法，和用药物做成食品作为辅助治疗的方法。
从中医起源来说，食疗和医学起源是同步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药食同源，医养同理”。《千金方》记载，“为医者，当需先洞晓医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在没有找到特殊的药物之前，人们就用食物来进行治疗。俗话说“七分治三分养”，这个“养”里面就包含了食疗。现在在一些偏僻、贫穷的地方，现代医学覆盖不到的地方，对一些小病还是有人用食物来解决疾病问题。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也不能夸大食疗的功效。我认为对待食疗有三个原则:一是食疗可以辅助药物治疗，二是食疗不可以取代药物治疗，三是药食同治相得益彰。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民间“偏方”“单方”？
王庆其:在汉代以前，中医方剂学形成之前，中医都是偏方和单方，这些治疗方法在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以后，才成为正式的方剂。我们应该科学、客观地看待民间偏方、单方。首先，偏方、单方是广大民众与疾病作斗争中自发形成的治疗经验和方法，但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
《新民周刊》:因为常有张悟本这样的人出现，大家都会有一个印象，感觉中医界比较乱。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庆其:首先，张悟本根本不是中医，他的所作所为与中医学无关。张悟本仅仅读了个函授，没有取得医师资格证书，怎么可以自称中医呢？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我们应该加倍珍惜它，不能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按到中医的头上，更不要总拿中医说事儿。
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一些教训是必须要总结的。比如，一些学校乱办班，像张悟本读了个函授，可能只是几个月，顶多学到一些中医的皮毛，就拉大旗作虎皮，败坏中医的名声，这是十分可憎的。还有就是，中医界应该自尊、自重、自强。我反对社会上个别中医的“江湖腔”。喜欢说过头的话，这样会让患者不信任你。
《新民周刊》:我们经常能看到有人自称“中医”、“中医大师”、“老中医”等等，怎样才能辨别哪些人是真正的中医，哪些是江湖郎中？
王庆其:建国以来，中医管理逐渐正规起来。现在，我们的中医师，都要求正规专业院校毕业。进入医疗机构的医生，必须要有执业资格证书等专业的资格认证，然后从住院医生开始一级一级干起。对中医的管理规范，与西医是一样的。
“大师”、“名医”不可以滥用，我们国家对“国医大师”的认定，到现在为止只有一次。2009年，30位中医师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国医大师”的称号。要成为“国医大师”，有很多严苛的条件，比如从事临床工作55年以上，对中医事业有突出的贡献，理论造诣深厚，有很大学术影响，临床经验丰富，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培养大批接班人、形成学术梯队等等。我的老师、刚刚去世的裘沛然先生，也是在这次评选中获得“国医大师”荣誉的。“上海市名中医”是经过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局、上海市中医药学会联合评定的，共有70余人获得。
《新民周刊》:张悟本这一类江湖术士自古就有，但是，在我们宣称教育水平、生活条件都已经大幅度提高的今天，为什么这些谬论，还有市场？
王庆其: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原因。第一，我们大众的卫生健康知识还是非常欠缺的，容易被误导。第二，民众的理性思维能力还显得很薄弱，社会上常常有一种“跟风”现象，缺少独立思考，听到一个人有“专家”“大师”的头衔，就盲目地相信。
另外，媒体没有承担严格把关的责任，有些媒体为了收视率、经济效益，不顾起码的常理常识，蒙蔽观众。我曾经在一份很权威的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一家诊所号称治疗尿毒症，疗效达到97%。如果治疗尿毒症的疗效能到97%，是可以拿诺贝尔奖的，怎么可能是真的？作为一份权威的报纸，为了广告费，就可以登这样的广告吗？
现在，出版养生类的书籍，完全没有门槛，造成各种没有依据的“伪养生”观念流传，出版界应该大力地整顿养生书籍市场。我认为，出版健康、养生类的书籍，应建立专家评审制度，让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来把关，不要让谬论流传，祸害广大群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专业人士没有做好科普的工作，给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外行钻了空子。写科普文章、办科普讲座，应该是由具备一定学术造诣的专业人员来承担，必须体现科学性、趣味性、通俗性，这个工作特别需要专家来做。但现在很多专业人士因为没有时间，或者不屑于做科普，就把这块市场让给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一位非专业人士在讲《本草纲目》，我感到十分惊诧，我真佩服这种人的胆量和勇气，其效果可想而知。我反对把中医神秘化，但是也不能把中医知识庸俗化、娱乐化。▲
养生的前世今生
食疗是我国传统养生方法的一种具有特殊魅力的方法，它运用中医理论，有意识地选择相关饮食，或者饮食与药物相结合来进行治疗。张悟本所引用的历史上有关食疗的经典言论，本身并没有错，毛病出在他们的滥用。因为饮食对于身体其实是双刃剑，运用得当，有益养生;运用不当，则会损害身心，甚至导致死亡。
撰稿/章 原
时下正在热议的张悟本事件如同一个罗生门:
有人怒斥、有人力挺，有人观望、有人彷徨，悟本堂主的身份、学历、经历则扑朔迷离，据说他的背后有一个团队，据说他其实只是一个口才不错的幌子，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操刀，又据说绿豆涨价是他引发的……的确热闹，确实喧嚣，看上去不像养生事件，倒像是娱乐新闻。
然而，不管结果如何，受伤最深的都是中医的声誉与养生的口碑。张悟本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行医，但最终站出来澄清的却是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你提到的这个人(张悟本)，把他和中医和养生联系起来是个错误，中医养生理论没有错误，但是现在有人借着行骗，而且有人模糊了这个界限。”(《新京报》6月5日)
如果稍微回忆一下，近些年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排毒教主”林光常、“太医后人”刘弘章、“盖世华佗”胡万林……虽然行骗手法不一，炒作方法各异，但无一例外地，最终都是中医代人受过。
何以骗术层出不穷而屡屡得逞？何以大众不断受骗而乐此不疲？何以中医总是成为受害者？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大众对于养生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甚至缺乏常识。
的确，日常生活中每个人似乎都能说出点养生小常识:多喝水、多运动、少抽烟……不一而足。但这些只能算是个人养生的经验，并不等同于养生本身。正如每个人都吃饭，但并不等于就是营养学家。
其实，养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养生是人类的生命本能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就意味着死!
无论是君主或是平民，无论巨富或是乞丐，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人生一世，短短数十年，至多百余岁，在茫茫宇宙中真如草芥一颗，其情形恰如庄子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早在2000多年前，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就曾经大声疾呼:“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人类最大的欲望便是生存，最厌恶的事则是死亡。贵生恶死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心声，自发地探索影响生命长短的因素，积累能够延长生命的经验也是东西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东方的《黄帝内经》与西方的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可以说是不同养生文化的标志。
成书于秦汉之间的《黄帝内经》的第一篇就是关于养生的内容，已经形成系统的养生观，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大量的实践也证明，科学养生的确行之有效，能延长人类的寿命，提高生命质量。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每个人的健康与寿命，60%与自己的日常养生有关，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与社会因素有关，8%与医疗条件有关，7%与地理、气候、环境有关。
很显然，长寿的美好愿望，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古今概不例外。所以，当我们看到书店热销榜上总充斥着林林总总的养生书籍，当我们看到每天清晨无数的人进行晨练，当我们看到每年秋冬，许多人不惜花重金、排长队去开膏方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养生寄托着人类延续生命的美好愿望，代表着人类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
但令人痛惜的是，别有心计的人也往往利用人们的求生心理施骗，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比比皆是，比如中国历史上三位有名的君主:
一心想长生的秦始皇受惑于徐福，于是派其率领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孰料一去不复返;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生笃信长生术，屡屡遭受方士欺骗，但痴心不改，杀掉骗局被拆穿的方士后，又立刻寻找下一位方士，他的传记里一大半是有关求生的记载;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是千古传颂的明君，但也逃不过长生的诱惑。服食国内方士献上的丹药不见效之后，不以为诈，反认为国内方士道行浅，于是四处派人去异国求药，在服下了一名自称200岁的印度和尚配置的方药之后中毒而死，时年才52岁……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骗术都是一致的，利用人们“贵生恶死”的心理，投其所好，诱人上当。有志于养生的人们当引以为戒，慎之，慎之!
仁者未必寿
一提到儒家的养生，许多人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仁者寿”。
借孔老夫子的金口，“仁者寿”一语被推崇备至，被无数希翼长生者或悬或挂，奉为金玉良言，
毋庸置疑，“仁者寿”的风靡自有其合理性，精神因素在养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精神的愉悦与道德的满足感均有助于身心的安泰。尤其令人信服的是，此言非虚，有史为证: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者也大多长寿，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朱熹均年过70，其中荀子、董仲舒的年龄甚至有考证说超过90岁。不止古代如此，近现代历史上的大儒如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等均年逾80。很明显，这绝非偶然的现象，“仁人多寿”确实深符养生之道。
但是且慢，仁者就一定长寿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颜回，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为何却最早死去？莫非他道德修为不够，还不够“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仁者寿”的养生内涵进行简单的剖析。
“仁者寿”的命题有两个关键部分:其一，何为仁者;其二，仁者和寿的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董仲舒的回答最详细，同时也最具养生意味。
何为仁者？董仲舒认为“仁者，所以爱人类也”，这无疑是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对仁者的标准做了具体的阐述:“仁者惨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可见，在他看来，仁者应该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能够真诚恳切地爱人，恭敬和睦地待人，喜好憎恶要切实明确，无伤害厌恶他人之心，无暗中怨恨他人之志，无妒嫉他人之气，无伤感忧愁之欲，无危险邪恶之事，无偏激悖谬之行。事实上，董仲舒的长寿与其素有仁行有密切的关系，他为人正直，不屑与阿谀上位的丞相公孙弘交往，《史记·儒林列传》载其“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即使以骄横著称的诸侯王也对其以礼相待，胶西王为人暴戾，曾经杀掉或者毒死其国相数人，但“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为人之品格与感染力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