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学校，部分医院也在利益链条之上。很多家长找过本报记者反映，带孩子到社区医院打预防针，除了国家计划免疫内要求注射的免费疫苗外，不少医生还会积极向家长推荐一些“收费疫苗”——流感的、肺炎的、流行性腮腺炎的……记者为此特意请教儿科专家：“这些自费的疫苗到底有没有必要注射？”
专家的答复是，除了国家计划免疫内的疫苗，其余收费疫苗一般都没有必要。因为注射疫苗要根据这种病毒在该地区的流行情况，以及接种的时候是否这种传染病的流行季节，如果并不符合这些条件，就完全没有必要接种。
有行内人士透露，一些社区医院之所以热衷向家长推荐“自费”疫苗，其实是因为背后隐藏着利益链条。因为计划免疫疫苗是享受国家补贴的，国家按接种的人头给社区医院拨款；但收费疫苗按照政策，社区医院可以有15%左右的药品加价。“这个15%就成了社区医院创收的空间。社区医院当然乐此不疲地向家长推荐收费疫苗了。”
急切呼吁：疾控机构有效投入机制
“这么高频率的疫苗安全事件爆发，显示我们反思的时候已经到了。”许锐恒说，就像反思医改走市场化道路的成败那样，对我国防疫系统体制改革的反思也应该借这个机会启动。
“从根源上来说，过度提倡市场化不适合防疫工作的实施。预防疾病工作与经济利益挂钩不妥。世界卫生组织对于预防医学的工作原则有明确条文：‘不能从预防中获利。’”而现实是，在我国，本来应该作为公益机构的防疫系统，却因为体制给予的便利，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收费疫苗的营销网络。
因为工作关系，许锐恒实地走访过广东省内市县的基层防疫机构，“说是挂个疾控中心的牌子，但我们都笑说中心的实验室是‘太空实验室’，因为只有一个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透露，对于目前广东大部分地区来说，除了广州、珠海、深圳这些较发达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还未实现全额投入和稳定投入。“因此，对于这些防疫机构来说，有偿服务仍为主要的补偿途径。”
根据许锐恒的调查，2005 年，我国防疫机构开展有偿服务收入的比例为54.6%，真正实现剥离三产、门诊等非公共产品服务的防疫机构，该年只有18%。“近年来，有偿服务的开展逐步规范，但没有根本性改变。”
在浙江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的一份学术论文中，记者看到了目前各地防疫机构有偿服务收入分配提成的比例——基本上是两次“三七开”。第一次是成本与净收的三七开，先提取收入的30%作为有偿服务中的物耗补偿。第二次是指扣除成本后的净收入，用于公积金、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各占70%和30%。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大部分防疫机构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处于让其‘自生自灭’的状态。这样不但不利于发挥防疫系统的公益性，更加强了其追逐市场利润的商业性。”许锐恒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