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8日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就直言中国的疫苗质量有待提高。话音刚落，1周后山西问题疫苗就被曝光。而行内人士更联想到早在2006年，曾抗击非典荣立三等功的罗耀星，因为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而“下马”的往事。
事件已经演化为震动国人神经的“疫苗门”。“事实上，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事件。”许锐恒说。
防疫系统：从公益机构到“有偿服务”
我国公共卫生的防疫系统，过去称防疫站，非典之后，逐渐改称“疾控中心”。“无论名头如何，作为预防医学的重要实施部门，防疫机构都应该是公益事业，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就应该是‘花钱买平安’。”
在广东卫生界，许锐恒被称“老防疫”。早在1965年，他就进入广东省广宁县卫生防疫站成为一名医师。这一干，就是14年。
在他眼里，这段时期的公共卫生行业与今日有天壤之别。“那时经济水平不怎么样，工资都不多，但是我们的待遇不差。”虽然只是一个医生，但是许锐恒有着和县委书记一致的工资水平。“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受重视，是因为此时正处于中国计划免疫工作的肇始阶段。成千上万像许锐恒这样的医科生，如星火燎原般被派到各个省、市、县、村的防疫站一线。为了迅速提高人口素质，全国上下一致，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广疫苗接种。由于带有强烈的计划色彩，因此称为“计划免疫”。在此期间，中国的计划免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比如比全世界宣布消灭天花提早了16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
1987年至1988年，在天津医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的许锐恒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他到了美国做访问学者。恰在此时，中国的防疫系统悄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奏。
1988年3月，卫生部、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共同下发《全国卫生防疫防治机构收费暂行办法 》。明确提出，“适应社会对卫生防疫防治工作需求不断扩大的新情况，加强卫生防疫防治专业机构的经济管理，组织合理的收入，提高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特制订本办法。”从此时开始，防疫部门被批准可以开展“有偿服务”。
在许锐恒的印象中，随后顺理成章地，本来一直是国家统一免费提供的疫苗出现了“一类”和“二类”之分，这种分类一直沿用至今。
到今日，我国对现有疫苗按照是否收费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也就是说，一类疫苗的费用由国家支付，二类疫苗则由家长“埋单”。
在很多“老防疫”人员的眼里，收费疫苗的出现可谓我国防疫工作的一个“分水岭”。而在1996年重回防疫系统的许锐恒看来，最直观的感受是“防疫站工作人员的奖金比过去多了很多，到了本世纪初，奖金甚至超过了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