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是免疫原，是用含有减毒或死(灭活)的致病细胞悬液(通常是细菌、病毒或毒素)，注入人体或动物后，刺激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的抗体，获得免疫力，抵御特定的病原体，从而预防相应的疾病。
由此，疫苗的工作机能是，先让人体得病，再诱导人体产生抗体，因此其别名是“模拟坏蛋”。既然是“坏蛋”，在防治的同时，也可能令个别人体致病。
正因此，疫苗本身就是不安全的。科学上所谓的“安全”实质上是经济净效益——好处大过坏处，另一层含义则是，疫苗的风险在可以承受范围内。
“经验表明，大多数看似是疫苗引致的‘不良事件’实际上不是由疫苗引起的，而是偶合的，也就是同时发生但并无关联。有时，则与可预防的错误有关，比如疫苗的存储、操作或管理等。”许锐恒说。
疫苗局限：“很难结束的游戏”
关于疫苗的本质，许锐恒讲述的一个典型例子很说明问题——用于防治“小儿麻痹”的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即人们熟知的“糖丸”，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产生了从推广到最终停用的转变。
这是预防医学领域著名的“一个很难结束的游戏”。1988年，全球脊髓灰质炎流行国家有125个，瘫痪儿童估计每年35万，每日近1000例。因此，世界卫生大会迅速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到2000年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
但这一目标直到2009年底都未能完成，除了四个仍有本土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国家产生新病例之外，还有疫苗本身衍生的病例。“糖丸本身也导致9个国家暴发脊髓灰质炎，其中还有6个国家是曾经消除过脊髓灰质炎的。”
如果从全球范围内来阻断脊髓灰质炎的野毒株传播，需要耗费的经济利益巨大，而且从人道主义上而言无法实行。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盯上了口服疫苗本身。
打疫苗的两难：如何平衡风险和收益？
2008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最终停用“糖丸”的决议，改而推广成本相对较高，但是风险大为降低的灭活脊髓灰质炎注射疫苗。“可见，人类对疫苗使用安全和风险把握问题，本身就处于不断的科学研究过程之中。”许锐恒说。
“可以说，疫苗的副作用轻微的大家不在乎，大家不在乎的专家知道很多，而大家在乎的严重副作用专家又知道极少，基本上处于无法判断的程度。疫苗副作用的发生机制不明是一条明确的规律，专家并不能为民众带来更多的科学上的信心。”卫生管理博士、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寻正则坦言。
“一方面，预防控制传染病要求接种疫苗要有高的覆盖率，但另一方面，预防接种的不良事件又不能完全避免。这就是打疫苗的‘两难’所在。”许锐恒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把权衡利弊和风险的权利交回给使用者，坚持实行“告知－知情－选择－同意”的原则。
赔偿机制：判别因果是世界性难题
既然疫苗本身存在这么多不安全因素，系列事件衍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出现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那么有什么赔偿机制可以弥补？
许锐恒表示，目前我国的相关补偿规定是，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费用则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
“但是实施起来很难。首先判断疫苗接种与不良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很难。”许锐恒说，很多不良反应是即使不接种疫苗，也会发生的。其次，不良反应可能与疫苗制备、储存、运输或接种错误有关，而与疫苗本身无直接关联。
“从科学上而言，区分偶合事件和真的反应通常要求规范的科学调查。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全球范围内，明确肯定疫苗是否造成某一不良反应的结论极为罕见。”
据了解，自德国于1961年率先设立疫苗伤害赔偿以来，法国、日本、瑞士、丹麦、瑞典、英国、美国、意大利、挪威等国都相继设立了赔偿项目，大多由国家财政出资，或者像中国台湾地区那样由厂商与社区共同分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