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4月6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山西“贴签疫苗”事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事件客观上已经造成了全国范围内广大群众对疫苗的信任危机。
4月7日，又有媒体报道了江西数十名儿童接种麻疹疫苗后患病的消息。自去年10月开始，江西省陆续有接种了麻疹疫苗的儿童出现病情，其中大部分为过敏性紫癜，有严重者已经引发肾炎。据患儿家长估算，江西全省此类患儿数量在15-30人左右。
当日晚间，江西省卫生厅回应称，该省于2009年10月组织对全省900多万8个月－14岁儿童接种麻疹疫苗。到目前，全省累计接种麻疹疫苗907.16万剂次，经专家组确诊属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有48例，其中过敏性紫癜45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中过敏性紫癜发生率为4.96/100万，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的10/100万的水平。
我们注意到，江西省卫生厅公布的异常反应人数，比媒体所披露的数量有所增加。见惯了某些地方面对舆论监督的遮遮掩掩云山雾罩之后，这样的一个数据细节或许透露出某种坦诚？按照江西省卫生厅的说法，这是一起发生概率在正常范围内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件。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江西方面才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确有此事，而且数量比媒体报道的还要多。
或许正如卫生部门所一再强调的那样，评价疫苗是否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事情，因此我们无意也无从去对江西省卫生厅关于异常反应概率的说法提出异议，同样也就没有依据来表示赞同。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只能源自人所共知的常识，疫苗总体安全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疫苗，出现极小概率的异常反应是难以避免的。既然如此，卫生部门为何不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公开这些信息，而是一定要等到媒体披露之后，才匆匆忙忙同时又胸有成竹地拿出一份情况通报？
山西疫苗流通中存在问题，江苏疫苗生产中相关人员涉嫌犯罪，这些信息都是被媒体“求证”出来的。前者查了4年，后者查了4个月，到眼下依然“在查”。这个反倒好被民众理解，毕竟中间存在七七八八的问题。不好理解的倒是官方对江西疫苗事件的习惯性缄默，虽然说国家免疫计划是由政府出钱来推行，但是其中那部分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仍然要由民众来承担，因此对于疫苗相关问题的知情是最基本的权利。现实中我们的知情状况如何，无非是“总体安全”、“不良反应极小极小”之类的语焉不详和莫名乐观。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虚妄的“安全说”让疫苗的任何问题都显得无比刺目。
再低的低概率也无法面对庞大基数，江西此次异常反应据当地官方的说法比世卫报道的水平还要低不少，但是一次疫苗接种就给至少48个家庭带来泪水愁苦。因此卫生部发言人才说，再低的发生率，“具体到某一个孩子、某一个家庭，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百分之百。”首先是知情，在知情基础上，这些为社会整体利益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怀和补偿。任何人、部门都没有权力冰冷地要他们去怪罪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谁都不会比别人更为侥幸。
当然，让极少数人来承担无从避免的异常反应后果，还有一个无须论证的前提，那就是这些首先不是“人祸”。山西全省二类疫苗流通被一家皮包公司垄断，大连金港安迪、江苏延申、河北福尔在疫苗生产中添加非法物质、弄虚作假、偷工减料，这样的一连串事件显然不是靠“科学”与“专业”所能解释的。让公众走出疫苗信任危机，职能部门必须首先走出监管漏洞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