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放开粮价以来，粮价并不由政府来制定，政府只是制定最低保护价，否则就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在国际粮价起伏跌宕形势下国内出现政府应高价收低价卖的呼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近日举行的“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研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这样回应。
针对一些媒体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的“新土改”的说法，陈锡文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这是炒作概念，农村土地流转“不能脱离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核心，即两种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类管理”。
对当前的“三农”问题，陈锡文认为，发生变化之快，超出想象，需要倡导一种真正深入乡村调查研究的作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也向《瞭望》新闻周刊强调，“三农”问题真解决要找准真问题，而发现真问题比怎么解决更重要。
流转并非真问题
“农村土地问题，真问题并不是能不能流转的问题。”韩俊以覆盖全国57个县市、2749个村庄、历时6个月的国研中心最新调查结果为例介绍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比例为20%以上，其中东部为27%，中部为11%，西部为15%。“这种自愿的土地流转比例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如果一味扩大流转比例，不排除会出现一些政府行为损害群众利益。
经过对2749个村庄的调查，约40%的村民上访反映的是土地征用问题，“土地权利的进一步保障才是当前农村土地问题的真问题。”与土地转用后巨大的长期的增值收益相比，失地农民所得到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比重很低。
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就曾经提出，因无力耕种等原因，土地可以流转，而且，关于土地流转的5种方式在《土地承包法》里也有明确的说明，农业部也出台了农村土地流转条例，“有人认为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才允许流转的，是不了解历史的说法。”陈锡文指出，“‘新土改’的说法，只是炒作概念，农村土地流转，不能脱离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核心，即两种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类管理。”
关于农林地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抵押、可不可以买卖的问题，很多专家鼓励这样做，但陈锡文认为，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抵押应该慎行，“更主要的是发展小额贷款。”
在中国，2007年开始发展小额贷款，不用抵押，实质是信用贷款，最高额度是30万元。
“现在搞抵押贷款，辽宁省法库县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900多亩地抵押贷了30万元的款，一亩地价值大约300元，这对农民有失公平。”而且，陈锡文指出，从日本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对于农民的贷款，通常不以土地作为抵押物，农地不是工业用地，商业银行不愿接受农地抵押，小块的土地对于银行来说，不便于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风险全给农民，银行等贷款机构则获利。
对于农村的信用贷款，韩俊指出，政府有大约1800亿元的票据支持，因此，相关的银行机构应该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现在来看，“农村金融已经成为整个农村发展的软肋，抵押贷款容易将经济问题变成社会问题。”他建议扶持草根金融，加强农村信用担保，支持政策性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