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菲(Tamiflu)，也被病毒学家和医生们认为是有效地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药物。
在童光志看来，现在需要重视的是这次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传播，并且严密监控这种病毒，防止病毒进入中国，并且加强对中国猪群的猪流感监控。
SARS之后，中国得到诸多宝贵教训。“2003年的SARS以后，我国各部门都已经制定好了应急预案，我国对传染病的预报也比较透明；并且，当时SARS是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我们不清楚这种冠状病毒。而这次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我们反应很及时，很快就启动了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童光志说，这次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对于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也是一个挑战，必要的药物储备也是必需的。
如果控制得力，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毒传播的空间与范围，但一些防控隐患依然存在。“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预防性的，而有些情况是不好预防的，比如，流感病毒一般具有1到3天的潜伏期，有时更长，现在这么多人口，流动频繁，你不可能挨个去查，临床症状即将出现之前也会排毒，这时就在不易觉察的情况下传给别人”，童光志说。
值得欣慰的是，如果该甲型H1N1流感病毒爆发，科学家已经不难检测出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这对于甲型H1N1流感疫苗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流感病毒变异得非常快，一定时间以后，病毒的变化就使得原来的流感疫苗失效。“就本次甲型H1N1流感而言，究竟是哪个地方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病毒的致病性增强？目前还没有研究。但是禽流感疫苗研究对猪流感疫苗研究是有帮助的，因为疫苗研究方法差不多，我们可以利用禽流感疫苗研究的平台”，童光志说。
他介绍，针对H1N1和H3N2的灭活疫苗已在研制中，但尚未申报新兽药证书；所以，在此次流感疫苗尚未研制出来以前，“采取严格有效的监控和隔离措施”，应当是中国目前最为有效的防治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策略。
中国会是薄弱一环吗？
“这次的流感疫情当然比禽流感要严峻很多，并且疫情依然在不断地蔓延、扩散中”，在童光志看来，中国必须正视的现实，包括众多的人口、高密度的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城乡不均衡的卫生医疗条件，这些都是值得担忧的要素，因此，加强监控，防患于未然十分重要。
2004年10月3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很吸引人，《禽流感：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弱的一环吗？》(BirdFlu：IsChinatheWorld’sWeakLink？)
中国值得担忧的地方有很多。我们所在的这个古老国度，是全世界70%水禽迁徙时经过停留之地，拥有约140亿只家禽，以及全球一半以上的猪，还有13亿多的人口，以及并不甚完善的基础卫生设施；此外，SARS留下的生命换回的应急公共卫生经验，当然也留给民众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禽流感可能触发全球性流感大爆发的每一个环节，中国似乎全都具备。
虽然不能证实猪是此次流感的源头，但是崔尚金指出，常规的猪流感病毒(H1N1，H3N2)在中国猪群中普遍存在，养猪的规模也参差不齐，有大、中、小型养猪场，也有大量的散养猪，因此，在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上比较困难。童光志研究员表示，猪流感病毒(H1N1，H3N2)在中国猪群中普遍存在，而且H9N2和H5N1禽流感病毒也感染了猪。
当这次甲型H1N1流感蓄势在许多国家已经爆发时，这些风险与隐患，在中国依然存在。
1982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流感爆发中，就从饲养在鸡舍下的猪群中分离出了H5N2亚型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始终处于毫不懈怠的变异中，但是包含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传统的饲养方式恰好为它的蜕变提供了温床。“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国家有用鸡粪喂猪养鱼的习惯，这样会促进禽流感病毒通过污染的饲料和水质向猪群传播，因此，部分亚洲H3N2猪流感病毒基因就是来源于禽源的”，崔尚金表示。
1999年以来，农业部要求科研单位加强对哺乳动物感染禽流感的研究，并在全国开展了相关流行病学调查。2004年，中国部分地区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之后，农业部要求各地加强对猪的监测，同时要求有关科研单位继续对禽流感病毒分离株的遗传演变规律以及对哺乳动物感染机制加强研究。
其实，一直到目前为止，让人们闻之色变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尚是一种在病毒学家口中“致命但不太恐怖”的病毒。崔尚金说，虽然感染H5N1的人死亡率高达50%，但这些感染者几乎无一例外，均是在密切接触病禽之后感染的，而普通的公众与禽类如此亲密接触的机会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