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建立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制度，全面彻底地实现行政权力链条中所有权力与责任的无遗漏的紧密挂钩，而不能只依靠“问责风暴”来解决问题。这种非制度化、非规范化的问责制，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对某些当事官员产生不公正，甚至可能导致有权问责机关的官员选择性问责，以达到排除异己而发展亲己势力的政治目的。
王琳：很遗憾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有很多起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个体赔偿诉讼或者是集体诉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起获得法院的受理。
薛军(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我主要从法律的角度谈这个问题，谈的中心是怎样让公民社会以类似于集团诉讼或团体诉讼的方法来维护消费者的权利。我参考大量的欧洲法的材料，美国法的材料，我本来以为我这个是非常前瞻性的研究，希望在中国得到某种反响，但是我刚才听到有评论者说到中国现在连最起码的个人损害赔偿诉讼都不被受理，我一下就崩溃了，我觉得我这个研究有什么意义呢？但我还是要把我认为是正确的，或者能够发挥作用的东西给大家讲出来。
我个人觉得在我们未来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构中，需要考虑建构一些相应的制度体系来有助于公民社会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能够有效维护自己利益和权利的机制。比如说，类似于欧美常见的大规模侵权问题，它不是政府来埋单的，但是由民间社会或者通过团体诉讼或集团诉讼的方法来实现对分散的个人利益的保护。在诉讼程序的建构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美国的模式，美国的集团诉讼，具有让社会自己解决自己问题，很少有行政干预的色彩。如果出现类似三鹿奶粉的事件，某个受害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同时也可以以其他受害人的名义，提出集团诉讼的形式，法官对这个事件的判决可以对所有受害者产生法律效力，这是美国联邦法律关于诉讼规则第23条规定的，这是一种特别强调公民社会自主诉讼模式的集团诉讼。
相比之下，欧洲的诉讼模式有类似，但也不一样，它不叫集团诉讼，而叫团体诉讼，或者叫协会诉讼，如果出现类似如三鹿奶粉事件的大规模侵权事件，允许那些代表个人利益的团体主要是消费者保护团体以团体的名义提起诉讼，这就是一种大规模的共同诉讼。欧洲大陆的这种诉讼模式更多的具有行政干预的色彩，比如它要审查有哪些团体可以代表受害者来提起这个集团诉讼，行政控制的色彩比较浓厚。
在德国有一个叫《模范程序》的法律，如果出现同样的、类似的、性质相同的系列诉讼，由法官从中选择一两个典型的案件来进行审理和做出判决，其他的人也可以介入。做出判决之后的结果对其他案件具有模范的效应。这样可以解决由于大规模的侵权导致的大规模的诉讼涌入法院，导致法院系统瘫痪的问题。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个人提起的诉讼能被受理，如果说连这种可能性都不存在的话，那我觉得谈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
麻昌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侵权法专家)：我谈一个问题，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害人的救助机制的问题。这个救治机制的问题，结论也是要建立一个集体诉讼机制。为什么不说是集团诉讼呢？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于集团诉讼问题的规定：12人以上的作为原告的诉讼为集团诉讼。但是在武汉法院，如果2000人作为原告起诉的，法院绝对作为200 0个案诉讼，这样对于法官来说就有了工作量，法官就能说自己一年能办很大量的案子。因此集团诉讼一到法院，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审，一个一个的搞。所以说集团诉讼，我担心就落到司法实践中这样坏的习惯当中。因此我认为应该是建立集体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