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本刊和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一起，在广州大学城联合举办了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论坛。新闻媒体、政治学、法学、评论界等不同界别的人士，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现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新闻监督与公民社会
简光洲(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三鹿奶粉事件”首揭弊者)：我不是国内第一个报道三鹿奶粉事件的，其实在8 月底已有媒体报道了，只是报道的篇幅比较小，没有讲清楚是哪个企业，也没有说明是哪个奶粉导致的。
我们一开始也不能确定是三鹿。但通过采访，我们发现小孩患肾病确实与三鹿奶粉有很大的关系。医生的一段话提醒了我：小孩主要吃奶粉，不是奶有问题，就是水有问题。我们想如果是甘肃的水有问题，那么湖北、江西、河南等地的水是不是也有问题了，这个可能性我相信比较小。
我们又与三鹿厂家联系，他们说他们知道甘肃儿童患肾病的问题，但是说他们的奶粉没有问题，一个强力的质监部门给他们做了报告，质量合格。我就叫他们把最近的报告传过来，但是当天没有传真过来。
晚上我们整理了一下，跟领导商量，说要把三鹿的名字点出来，领导看了稿子也说没问题，因为我们整个采访全程都有录音，可以求证。但在见报前一个晚上，我承受的压力特别大，一个晚上都睡不好，因为三鹿是一家国内大型的知名国有企业，假如我们报道有误，对这个企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可能是灭顶之灾，而且我们吃一场官司是免不了的，让我们的报社关门大吉都有可能，所以我不得不说新闻监督是有很大风险的。
第二天报道见报以后，各大网站都大量转载，网上评论也很多。三鹿向人民网、新浪网发出声明，坚持认为他们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当时我特别紧张，白天继续做采访，晚上到兰州的时候，在飞机上也非常不安。到兰州后看到同事发的短信，说中国卫生部刚刚发布声明说高度怀疑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三鹿承认自己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决定实时召回，我的心才真正落定了。
通过这个事件，我们感觉到新闻有力量，但同时也感受到新闻很无力。比如《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孙志刚案件，有关部门对这个事件的处理让我们新闻媒体人有一个很大的阴影，我们在做类似报道时会想到很多。我觉得自身安全倒是次要的，我们更多的是考虑这个事件对我们的社会到底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作为一个有理想的人，我们可以妥协，但是不要放弃心中的理想。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我认为三鹿奶粉事件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公民社会本身的自救能力问题。在企业不能够负起社会责任，政府监管又很难到位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社会本身有没有自救能力，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
公民社会成长到了足以发现问题，但是还没有成长到足以解决问题的地步，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状。如果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培养起来的话，那又有什么后果呢？很简单，事件会慢慢地淡下去，当我们关注下一个焦点的时候，三聚氰胺就会淡出我们的视野，事情的解决也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如果是在一个公民社会比较成熟的社会，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景：首先，就是整个新闻媒体会一窝蜂而上，它会把事情的真相、细节进行逐字地还原，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发现国内的媒体做得远远不够，这个可能是一个客观原因不是主观原因，另外可能会有大规模的集体诉讼发生，包括自愿的律师团队的出现以及专门去帮助婴儿的志愿者的出现，以及奶业协会本身进行改革，新的标准出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