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中央已经开始委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商务部组成的调查组，赴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联合调查“杀牛”、“倒奶”等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建军一行组成的调查组，在7月10日抵达呼和浩特，开始对当地的乳业发展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伊利、蒙牛、奶牛养殖户等奶业的各个链条，7月15日在呼和浩特调查完以后，翌日即奔赴黑龙江。
“调查完以后，我们会将调研报告提交给国务院讨论，不过时间还没有确定。”在调查完呼和浩特的当日，一参与调查人员对《华夏时报》透露。
“赔了十多万”
郭红兵在2002年开始做奶牛养殖。他以17000元/头的价格购置了8头奶牛。随后他花了13000元，从小区里买了其中一间房，面积约有9分地，一共花了14.9万元。
所谓的小区，正是现在呼和浩特地区目前大力推广的集约化生产区，将散户的奶牛集中起来进行饲养，以提高牛奶质量和产量，最终提高奶农收益。
郭红兵的日子仅仅好过了两年，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各种饲料开始明显上涨。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的最新统计，玉米价格从2004年的每公斤0.7元涨到了目前的1.46元，涨幅达108％，浓缩料由原来的每公斤1.74元涨到了目前的2.0元，涨幅达14.9％。
屋漏偏逢连阴雨，2005年之后，一头高产奶牛的价格下跌到6000~7000元，下跌幅度达62.5％，母牛犊更是下跌到300~400元/头，幅度达90％以上。而自郭红兵养殖奶牛后，小区的奶价才从1.73元/公斤提高到1.84元/公斤，上涨幅度为6.4％。而这次涨价的时间是在一个月前。
一涨一降，郭红兵的直接经济损失，光奶牛价值就损失6万元左右。2006年，郭红兵将原本雇的一个人辞了，卖掉了3头低产奶牛。由于3头奶牛的产奶量只有30多斤，喂一天就赔一天，所以前几年，8头奶牛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而他购置奶牛的钱则全部来自贷款。
“因为就这段时间奶牛产奶量比较高，才有点生活费，但是银行还欠着十多万块钱贷款。”郭红兵所在的小区，与其情况一样的，大约有2/3的奶农将牛卖掉、杀掉，改行做了其他事情。
奶农头上的三把刀
记者调查中发现：奶业生产的整个产业链中，在奶站、小区、奶品加工企业利润的层层拨离下，奶农的利润被压到了最低点。
奶农没有权力将牛奶直接送给奶品加工企业，必须通过奶站统一收购，奶站就成了郭红兵眼中架在自己头上的第一把刀。
据郭红兵介绍，他每天必须将自家的5头奶牛送到奶站挤奶，而奶站收购他家牛奶的前提是，郭红兵必须购买奶站的饲料。“奶站的饲料是一袋100元，如果我们从其他地方买，只需要80元左右。其实，奶站已经从伊利公司那里赚了服务费和管理费。”
还有让当地老百姓更气愤的事情。据郭红兵的岳母张红樱介绍，当时他们进小区时，国家答应，将小区免费给他们使用。因为禁牧，当地老百姓卖了许多羊，国家设置了专项专款。“但是小区盖完以后，我们交13000元才能进小区。”
小区被郭红兵理解为第二把刀。在他看来，第三把刀就是奶品加工企业，“奶价太低，饲料成本太高”。
对于奶农的抱怨，伊利集团行政管理部总经理王宝全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现在所有的抱怨都指向我们奶品加工企业，其实，我们的压力更大。”
对散户牛奶涨4分钱和对集约化奶户涨1毛钱后，“这点钱对于奶农虽然不算什么，但是伊利今年的成本仅此一项，将增加2亿元。我们的负担太重了，现在市场上价格战太厉害”。
对于奶农的收益，于光军对《华夏时报》表示：“据我多年的研究，并非所有奶农都在亏本，散户、小户不赚钱属实，但是集约化养殖是赚钱的。现在，一般的规模化养殖，一年利润在一两万块钱，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可以达到七八万元。”
“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即便是奶品加工企业自身也没有受到“杀牛”事件的牵制，伊利集团的王宝全说：“虽然市场上有‘杀牛’的现象，但是并不影响伊利的收奶量，伊利的收奶量没有因此下降。”
建言
政府应建立补偿机制
对于奶业存在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也有自己的看法。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处长布仁表示，牛奶收购价格上涨缓慢是重要原因。
“中国的奶农没有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缺乏与奶品加工企业沟通的话语权。”于光军说，“政府完全可以出面做一些努力。”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也建议，政府应该和乳业龙头公司协商沟通，适当提高鲜奶收购价格，增加奶农养牛收入。同时，政府要从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扶持奶牛业发展，以补贴或贴息的形式引导奶牛业健康发展。
事实上，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已经在7月6日，作出了一份详细的乳业调查报告，而这份报告也已经提交给了中央调查组。
在这份调查报告上，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写了一些详细的建议：一是进行奶价补贴，借鉴发达国家直补的方法，每公斤牛奶给予0.40元~0.60元补贴，尽快建立牛奶最低保护价；二是支持良种后备母牛培育，对优质母犊的留存饲养给予一定额度的无偿补贴，建议每头母犊给予1000元~2000元的补贴；三是提高奶牛冻精补贴面和补贴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