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如此现状让我们临床医生很着急啊！”胡瑾委员说，近年来，我国儿童疾病谱呈现出与过去明显的不同，其中有些疾病，如性早熟的出现，与食品有关，特别是与食品中人为地加入一些药品，植物生长中吸收了某些元素，或与饲养动物的饲料有关，已经形成了食品安全问题，它直接影响我国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
胡瑾委员提出，政府应当强化食品卫生标准化工作，制定强制性标准，严格禁止在食品中添加药物，并要求农、牧、渔业等生产监管部门严格控制在肥料、饲料中添加影响人体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的物质。
从农田到餐桌，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首先应当设在生产关口。韩伟委员说，我们国家的农产品在国内检测没事，出口到日本，一检测就达不到人家的标准，最后被退回来。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我国农村的生产方式落后。农民问题没解决，接踵而来就是城市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而解决之道就在于农业生产一定要实现现代化、工业化。
王立东委员指出，食品加工企业多、小、散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这使得食品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他建议国家出台强制性食品产业政策，关停一些规模小、工艺落后、难以保证质量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同时加大对食品监管系统的投入，提高监管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王立东委员还提出了制定《食品安全法》的建议，希望能从法律层面解决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管依据以及具体监管中的重叠和漏洞问题。
迟宝荣委员认为，涉药人员素质低，从业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及专业训练；药品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不惜偷工减料、以假乱真；药品审批、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假药、劣药轻松“过关”等，造成群众用药安全存在极大隐患。
龙致贤委员提出，应当改进药品审批管理体制，同时对通过GMP认证的药品生产企业加强监管，下决心淘汰不达标企业。钟南山委员提出药品审批必须公开透明，严格遵守程序，对监管部门的权力监督和问责必须切实执行。
石炳毅委员呼吁，医疗机构必须成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并建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库，根据医院应用药品的状况，制定医院《重点监测药物目录》。石炳毅委员还提出，我国目前已实施了食品召回制，但对药品的召回尚属空白，亟待从制度上加以完善。
监管应环环相扣
谭家驹代表说，食品安全近几年进步很大，并没有媒体讲得那么糟糕。但我们的社会毕竟脱离农耕社会不久，个体化生产很难监管。更重要的是，我国工业化发展过快，环境污染造成初级农产品的源头污染严重，动物食品养殖和加工者出于逐利目的滥用激素等违禁品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经营者缺乏诚信理念，小型食品加工厂问题突出，城乡结合部食品管理缺位，老百姓自我保护意识差、消费水平低、只看价格不看质量等问题，都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在某些局部还十分突出。因此，应建立科学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建立科学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提高食品安全的监管水平，做好食品安全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工作。
徐秀玉代表说，要消除食品和药品对人们健康造成的威胁，应该建立一个全国遵循的质量标准。比如，对农产品的种植或养殖，以及生产环节应该统一标准。有了标准以后，政府还应加大监督力度，从生产开始一环扣一环地把好关，保证标准得以落实。国家对于那些对百姓健康和生命构成威胁的人员和企业，要严厉打击，让他们彻底退出食品药品市场。
余克建代表认为，“欣弗”等事件的出现，证明我们的信息系统越来越发达，问题更容易被发现了。可以说，问题多是一种进步。当前，最根本的是规范制药行业和医院的行为。调整政府职能，比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食品管理方面的责任和权力就很不对等，管理牵扯的部门过多，如果把管理职能理顺，对食品药品的监管会更加有效。
赵志全代表说，要杜绝假药的出现，国家从宏观上应考虑对制售假冒伪劣药品的行为进行综合治理。在立法上，应将《刑法》意义上的“假药”和《药品管理法》中规定的“假药”概念统一起来，便于行政执法和公安执法相衔接；对药品制假人员，要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应协调配合，制定统一规范的操作方法；工商、技监、药监、公安等部门要明确权限，在打假手段的运用、案件的处理移交等环节有章可循，以形成合力。
徐镜人代表认为，药品说明书应对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标示清楚。医药企业也要负起责任，建立药品追溯制度。同时，政府在药品招标过程中，应该考虑药厂的资格审查，不搞地方保护，不能让不良企业和优秀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仿制药的生产领域，国家可以考虑定点生产，如果几百家药厂都能生产同一种产品，问题难免防不胜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