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于3月3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我市的5位全国政协委员带着反映社情民意的提案出席了会议。去年市政协向市民征集的892条提案线索，其中有273条市民提案线索转化为126件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林庆民、贺旻、韩伟选取3件超出本市职权范围的一些重大问题线索，通过深入调研，充实内容，完善建议，将其转化为提交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的提案。这是我市有史以来首次将市民的提案带到全国两会。本报现转发这3件提案。
苏丹红这种较陌生的致癌化学制剂，这几年却令人耳熟能详，从辣椒制品，到红心鸭蛋，甚至唇膏、口红，均有苏丹红的影子，食品质量问题已经使人谈食色变。大连市曾经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搞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5％的调查对象对现在的食品安全状况不信任或表示担忧。这么大的不信任比例，说明食品、药品安全引发了社会的诚信危机和道德失范。
2004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要求“按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进一步理顺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在全面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起步阶段，实行这种综合监管与具体监管相结合的体制模式，对食品安全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食品监管工作的深入，体制上不利于监管的问题开始显露，从根本上制约了食品安全工作的有效开展和保障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国家的《食品卫生法》颁布实施于1995年，十余年时间食品安全以及监管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食品卫生法》的许多条款、章节和相关内容，已经不能适应食品安全监管形势的需要，很难起到“基本法”的作用。这期间，各级政府又制定出台了许多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规、规章，而这些法规、规章大多是为规范食品卫生某个环节和领域里食品生产、经营、监管行为的“部门法”，这些部门法与基本法之间衔接性差，有的互相“不说话”，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漏洞和互相牵扯的地方，从总体上弱化了法律规章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刚性力度，也使得具体工作部门不好操作。
二是监管部门职能交叉。从地方来看，有八九个政府职能部门参与食品监督工作，各有各的职责，显示了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但是，这么多职能部门参与食品监管工作，又很难理顺相互间的关系，谁都管又谁都不管，或者不能有效实施管理，造成资源分散，难以形成管理合力。
三是监管机构权责分离。现在省、市、县三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食品安全的牵头部门，只能承担食品安全的责任，没有相关的行政处罚权，权责不一致，直接导致监管乏力。由于主管职能部门没有相应的处罚权，本身感到说话不硬，腰杆不硬，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使管也是点到为止，有时甚至是象征性的。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当务之急，是调整理顺监管体制，这是治本之策的中心环节，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尽快修改法律。针对食品卫生安全现行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的状况，健全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对1995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卫生法》进行修改，国务院2004年9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应在修改后，与新修订的《食品卫生法》相衔接，特别是有关管理体制方面的内容要保持一致，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二是统一制定发布食品卫生安全标准、食品行业市场准入等制度。国家应强制实行有利于保证食品安全的认证，要求企业必须通过认证，产品才能上市。三是提高违法成本。应通过建立完善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和信用制度，跟踪监督厂商，将不合格的企业淘汰出局。四是对各级政府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于不适用、不利于监管工作的规章制度应予以废止。
第二，实行集中监管。要尽快改变食品安全监管多元主体、政出多家、各自为政、多头执法的状况，应确立一个监管部门，全权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整合人才资源，在机构编制、人员配备等方面予以保障；要明确承担职能，对于原来分散在其他部门的职能实行剥离，划归到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同时，食品安全的监管涉及面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各有关方面的协助配合。要坚持集中监管与齐抓共管的统一，形成主管部门全力抓、有关部门协助抓的良好局面。但集中监管是基础和前提。
第三，切实统一责权。责权统一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个基本规则。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作为政府工作部门，必须赋予其行政处罚权，使之能有职有权地履行好肩负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