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系列跨国公司染色苏丹红之后，更多的国内企业纷纷涉“红”。在一片查禁声中，苏丹红事件善后所需的社会成本成为现实的难题。
“工商部门检测表明，每瓶问题产品只含0.6‰的‘苏丹红’，只相当于抽半支烟。”亨氏危机公关代理人博雅公关发言人程艺蕾如是说。她是引用了广东省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李富源在媒体组织的“3·15”与市民对话时所说的话。博雅公关经理金英用了另一个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发布苏丹红危害人类的最直接证据和标准。”
但一个现实的处境是，“半支烟”和无危害标准的说法在中国都无法避免亨氏的麻烦。
“亨氏在中国销售的是中餐调料，不仅完全在广州生产，而且所用原料全部为本土采购。”这是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北方区经理杨先生针对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公布亨氏部分产品含有苏丹1号色素进行紧急辟谣。3月4日北京查出亨氏辣椒酱含有苏丹红，舆论一片哗然，致使卫生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工商总局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全面查禁亨氏涉“红”产品。
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赖丽华表示，他们已经停产，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召回产品，并委托博雅公关代理危机公关。博雅公关经理金英说，这是亨氏的非常时期，客户流失无法避免。
质检部门在对亨氏上下游合作伙伴的调查中，亨氏原料提供商广州田洋成为苏丹红的源头。田洋老板谭伟棠在接受采访时说，一直到2月28日后，他才知道有苏丹红一说，因为此前检验一直合格。
所有的货物已经暂扣，还在等待广州市质监和卫生部门对田洋成品所进行的检测结果，而这个结果没有标准。但他无法回避“苏丹红从来不是食品添加剂”的质疑。他关心的是，以“半支烟”比喻的毒素是否会让他受到处罚或处罚的程度。
当田洋成为源头之后，亨氏立即把责任推向了田洋。亨氏危机公关执行人金英在3月16日专门发给记者的邮件中，再次强调了亨氏作为受害者的愤怒：“供应商提供含有未经许可的苏丹1号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而森馨香精色素（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区技术中心总经理庄卫东对亨氏的愤怒不以为然。他认为亨氏的遭遇是“便宜无好货”。
根据一食品企业采购经理提供的报价单显示，田洋公司的油溶性辣椒红1号的价格为每公斤30元。带辣味的辣椒红2号价格为40元。在这份多达18个种类的报价单中，添加量都为1%～3%。而某国际食品添加剂知名企业的天然色素报价每公斤近600元。
庄卫东透露，森馨和田洋在争夺亨氏供应商的角逐中，跨国大公司森馨被小企业田洋低廉的价格淘汰出局。金英对此解释为，亨氏产品面对的是中等消费，价格需要考虑，低价位与是否有毒无直接因果关系。
尽管田洋已经成为国内苏丹红事件的核心，但亨氏合作链条上的麻烦还在继续。
3月6日，百胜(中国)集团发言人声明，与亨氏“问题产品”划清界限。这也是肯德基两度因苏丹红而发的紧急声明。9天之后，肯德基就因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调料被发现含有苏丹1号而紧急封存销毁，并再次引起媒体新一轮轰炸。在给消费者的致歉信中，肯德基引用专家的话，反复强调了微剂量苏丹红没有致癌的可能。
“公众的关注度与危害程度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半支烟’的说法更像是一个闹剧。”社会学家李东山如是说，在与苏丹红等相关的专业知识还远不能普及的条件下，谈癌色变的现实，公众对食品安全现状的不信任，知名企业的一再失信都足可以促进影响扩散，而媒体热情的持续高涨进一步推波助澜，更多的是知名企业失信的戏剧化效果。李东山更愿意将此看成一个单纯的社会事件而非食品安全问题。
北京外经贸大学专家毛宇说，苏丹红有害毋庸置疑，但危害程度、相关标准未定。在整个苏丹红事件中，政府出于对公众食品安全谨慎的态度，沿用了欧盟的标准对其进行查禁，但国内食品卫生基础实际与欧盟有巨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在处理苏丹红事件中，理想与现实的尴尬暴露无遗。但至少这是一个信号，我们正为此努力。
随着国内苏丹红风波进入第8天，国内厂家陆续因涉红被查获。3月10日，浙江省工商与消协发出消费警示，称该省海宁市盐官方便蔬菜食品厂生产的“山峰”牌油炒萝卜测出含有苏丹1号，并有部分产品销往本市乐购超市。南宁方面称，四川郫县筒春某豆瓣厂的红油豆瓣、成都市福传实业有限公司的满江红火锅等被怀疑涉“红”。
“真正的郫县豆瓣颜色偏暗黑，根本不需要添加红色，制作是用水而非油。一旦是红色，肯定是假的。郫县豆瓣是世界名牌，川菜之魂。”3月16日，郫县宣传部副部长李元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先做了一大通广告。他详细介绍怎样区分真假郫县豆瓣，就苏丹红本身，他称此事被南宁质检部门公布后，四川方面进行了检查，已经对产品进行了封存，但最后结果要等一周以后。当他在表述苏丹红事件时，用了当地政府的说法，“郫县不要卷入这个风波”。
“检查结果已经出来，目前还在保密阶段，正在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审核。”四川省质检局监督处长陈光明对四川产品涉嫌苏丹红的检查出言谨慎。
成都市农产品质量监督办公室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说，根据北京检测的先例，检测不需要一周的时间，需要考虑的是苏丹红之外的问题。2003年的新都一个小厂的毒泡菜事件差点让新繁泡菜品牌遭受灭顶之灾，与之相配套的农副产品生产销售都受到了影响。仅郫县就有30多家有一定规模的豆瓣企业，还不包括数不清的小作坊。与新繁泡菜一样，郫县豆瓣和火锅调料都有强烈的地域特征，任何一个厂出问题，后果都是灾难。在苏丹红的危害还没有定论的时候，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四川的担心并不是个例。另一个辣椒产业重点地区、湖南省食品行业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陈赛说，3月10日湖南辣椒类食品在全国市场的销售额下降了30%，3月11日下降了50%。湖南省的辣椒食品生产企业极其相关的产品因此遭受重创。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到目前已查明，近两万公斤田洋公司所产涉嫌含有苏丹红的辣椒红已经流向全国，其中10300公斤流向湖北，1000多公斤流向了温州。流向湖北的辣椒红经一级经销商张某发往武汉市江岸区最大的调味品市场——竹山市场，再经二级分销商发往下级分销商和大小作坊。
从3月11日到3月15日，武汉市工商局在实际的查禁过程中只找到了1000多公斤问题辣椒红，还有9000多公斤正在寻找。一个问题摆在了工商部门面前：按照1∶100的比例，这些辣椒红一旦被加工成了辣椒制品，就将有90万公斤的成品需要回收。现实的窘境是，这些可能有问题的制品无迹可寻。
据武汉市江汉区工商分局公平交易直属局长郝斌介绍，连一级分销商都没有详细的账目，回收和查禁都极其困难。作为非食品添加剂，任其不了了之也显然不行。
食品安全管理生产源头属质检部门、工商负责流通领域的查禁，卫生防疫部门管理食品卫生。在对上述部门的采访、咨询后，我们得到了一个高度一致的词，不定期抽查。四川省工商局法规处副处长岳林川认为，以成都为例，在人员和经费都相对有限、却不得不面对成千上万企业的现实条件中，漏检成为苏丹红一夜成名的现实背景。
在为期20多天的突击检查中，涉“红”的产品大部分还处于暂扣状态。四川质检局答复是，我国还没有关于苏丹红的专门检测标准，检测结果很难找到法律依据。据悉，在此之前，食品安全管理部门从没有进行过苏丹红检测，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各种监督检查不合格食品名单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因苏丹红导致不合格的先例。他们关心的是，当面对苏丹红以及类似的陌生元素该如何处理。
3月20日，亨氏公关经理金英对记者说，她至今还没有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苏丹1号立案的消息。根据相关政策，苏丹红到现在还没有造成直接伤害的证据，不属于大案要案。
英国“苏丹红事件”闹得最凶的那几天，一群英国食品安全专家正在北京参加作为英国科技年系列活动之一的中英食品安全研讨会。面对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记者层出不穷的关于苏丹红问题的提问，英国食品研究所食品安全项目负责人麦克·加森（Mike Gasson）至为困惑：“在英国，每年有600万人发生食物中毒，在中国，痢疾杆菌每年夺走87.8万人的生命，沙门氏菌每年给全世界带来的损失高达几十亿英镑，为什么大家似乎对这些现实存在的食品安全威胁视若无睹，却对苏丹1号那或许可能存在的一点点危害如此敏感呢？”
这绝不仅是加森一个人的困惑。2月26日，《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除非你恰好是被牵涉其中的公司，否则，这起英国迄今为止最大的食品召回案件根本就没什么意义。被禁止的苏丹1号添加剂的危害性是如此微不足道，你甚至很难用它毒死一只老鼠——在它寿终正寝之前。只不过，所有人都热衷于制造一场教科书案例式的食品危机罢了。”
那么，苏丹红事件，是怎么变成英国报章的头条新闻，又怎么漂洋过海，在中国掀起关注热潮的呢？真实往往比故事更富传奇性。
在最早发布苏丹1号食品安全警报的英国食品标准管理局（FSA）网站上，对苏丹1号的介绍如下：“苏丹1号是一种红色染料，用于为溶剂、石油、石蜡、汽油、鞋子和地板光亮剂着色。它在英国和欧盟不允许被添加到食品中去……苏丹1号可能导致患癌症的几率增加，但不可能确定它的安全剂量或将危险量化。然而，目前食品中存在的（苏丹1号的）剂量可能导致的危险微乎其微……接触可能致癌物质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会患上癌症。癌症的诱因众多，包括生活方式与环境。”
尽管有一个颇具异国情调的名字，而且这次苏丹红事件的起源也被指向印度，但事实上，苏丹1号是19世纪末由德国化学家从煤焦油中提炼而出的一种染料。它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含氮染料，在它之后，化学家陆续发现了3000多种同族染料，包括红色的苏丹2号，棕红色的苏丹3号和深褐色的苏丹4号等。由于成本低廉，颜色鲜艳夺目，这些染料很快就被广泛用于布匹、食品和其他产品的着色。
1895年，一名德国外科医生路德维希·莱恩（Ludwig Rehn）发现，染色业工人的膀胱癌发病率急剧升高，因此对公众发出了警报。这一警报引起了美国监管部门的注意，1918年，美国禁止将苏丹族染料用于某些食品中。但在全世界范围内，苏丹1号仍被广泛用于制造人造黄油、糖果以及蛋糕。
1949年，第一项动物实验显示，苏丹1号会损害啮齿类动物的肝脏。但直到1982年，美国才又重复了类似的实验。此后，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苏丹1号为致癌物质。证明苏丹1号可能对人体有害的实验进行于2002年。研究者将人类的肝脏细胞与低剂量的苏丹1号共同放置于试管中，然后发现那些细胞很快转化为与实验室小鼠体内癌变细胞相似的细胞。在此之前，根据动物实验结果，1995年英国和欧盟已经将苏丹1号列为严禁用于食品中的添加剂。
然而，对于这些实验的结果，科学家们一直存在争论。在上述实验中，苏丹1号都是被直接注射到动物体内的，并非通过消化道吸收。另外的实验则显示，那些被喂饲含有苏丹1号食物的实验室动物，并没有患上癌症或生成肿瘤。后来，有研究小组加大动物食物中苏丹1号的分量，并延长实验时间至几个月，终于发现肾脏和肝脏出现受损状况，而患白血病和淋巴癌的几率也增加了。但是，如果将这一动物实验剂量换算为人日常饮食，则一个人必须连续两年每天吃3吨因含有苏丹1号而被召回的Worcester沙司，才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因此而增加患上癌症的几率。
目前，科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苏丹1号可能改变细胞DNA结构这一结论。但是，这种改变是否必然导致癌症？做出这样飞跃式推断的人，往往忽视了一点，就是人类拥有强大且有效的DAN自我修复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经过消化系统被人吸收的苏丹1号对肝脏造成的损害，是人类自身无法修复的。事实上，另外的多项研究显示，复合维生素补剂、移动电话、霓虹灯对人体细胞DNA造成的损害，远远超出了如今让大家闻红色变的苏丹1号。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在为苏丹1号出现在食品中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事实上，英国政府因这起事件所暴露出的恐慌，绝不仅仅是针对危险性存疑的苏丹1号的。因疯牛病等食品安全丑闻而成立的英国食品标准管理局（FSA）在“苏丹红事件”中显得腹背受敌，一方面被批评“行动迟缓”——2003年就已发现有食品被苏丹1号污染，但一年半后才大规模发出召回令，另一方面却被指责“大惊小怪，无事生非”——放着更严重的食源性致病菌污染超市食品的问题不管，却在苏丹1号上纠缠不清，导致食品工业和保险业的巨大损失。其实，所有这些批评最根本的一点，都是对看似庞大复杂、实则脆弱不堪的全球化食品供应链安全问题的担忧。
牵涉到苏丹1号事件中的食品制造商和供应商，诸如Premiere、亨氏、麦当劳、Walkers、Birds Eye和Colman’s，无一不是享誉多年的大牌厂商，从原料采购到生产销售，均有一套严密的质量控制体系。如果这些公司都会出现问题，那么，那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又怎能让人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