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到2005年，转基因稻米可能获得准生证，进而走上餐桌，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面积种植转基因口粮的国家。这被认为有助于解决中国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但国内外一些人士担心，其中仍然潜藏着风险在过去近5年中，尽管试验田的面积在不断扩大，但中国没再给任何转基因作物发放准生证。考虑到2003年初，一场对转基因食品质疑的口水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恐慌，新的转基因作物得到批准的前景似乎还不明朗。
“2005年，情况可能会有重大转变。如果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中国将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大面积种植转基因口粮的国家。”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朱祯研究员告诉记者，他所领导的团队如今已完成了环境和健康的安全试验，如果运气好，明年，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将瓜熟蒂落。
5年，转基因潜龙在田
转基因是什么？对公众来说，鱼的基因可以转给番茄，使番茄更易于保存；微生物的基因可以转到棉花上，使棉花具备抗虫的能力，这是很难理解的。
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学家就开始介入这种高难度的组合游戏了。比如番茄由于富含水分很不耐冻，科学家将生活在低温环境下的一种深海鱼的基因，移植到番茄细胞内，就培育成了耐冻的转基因番茄。
正如著名生物学家陈章良所言，在耗资百亿的“863”计划中，生物技术是排在第一位的。政府在开发转基因技术方面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并于90年代末期迅速批准了一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正因为如此，我们已经吃上了这种含有鱼基因的番茄。
当时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还包括，辣椒、甜椒、矮牵牛花、棉花。但从经济方面来看，迄今被批准的最为重要的商品是几种“Bt”棉花，它们引入了从苏云金芽孢杆菌中提取出的杀虫毒素基因。
1997年，中国政府批准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Bt棉花投入商业种植，不过两年，这种作物就蹿红为中国种植最多的转基因作物。它的神效在于，把细菌的基因转到棉花中去，这种细菌本身具有杀虫蛋白基因，这样，虫子一吃这种转基因棉就死，也不用再喷农药了。
随着BT抗虫棉的推广，我国的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翻了3倍，成为世界第四大转基因作物播种国。农业，似乎已经走在通往转基因时代的大道上。
然而，从2000年开始，转基因技术走入了低谷，商业化审批中断，《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出台，中国积极签署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效仿欧洲，苛刻对待转基因技术。
风向为什么而转变？朱祯研究员提到有关生物安全的“公众担忧”，以及对欧洲市场能否接受转基因产品的疑问。
但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学家告诉记者：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棉种价格数倍于中国自己研发的转基因棉种，但仍然垄断了中国57%市场，这跟他们先进的专利技术分不开。而本国的研究要跟上来，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还需要时间。换言之，中国应给自己的科技人员预留时间和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放松对转基因的研究。2002年初国家就耗资1.4亿元投入了“中国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工程”项目。
到2003年8月止，我国受理转基因安全试验申请1044项，批准777项，其中有446项完成中间试验，198项完成环境释放试验，55项完成生产性试验，73项完成食品安全性检测。
但是，从2000年至今再没有一项技术获准商业化种植。
水稻，一个突破口？
稻米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40%，是过半中国人的主粮，因此在我国众多的生物技术的研究中心中，它都是主题。
其中，中科院遗传所朱祯牵头研究的转SCK基因抗虫水稻，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的BT抗虫水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贾世荣研究员的抗白叶枯病水稻领业界之先。
依据中国签署加入的《生物安全议定书》，获批商业化生产需要诸多项安全试验，朱祯团队可能是离商业化种植最近的。
“我们从1988年就开始为此做准备，1998年正式申请安全审批，到现在才走完了倒数第二步，剩下的就是等待农业部的批准了。”朱祯叹着气说，这项技术早在10年前就已经成熟了。
他所研究的转SCK基因(修饰豇豆蛋白酶抑制剂基因)抗虫水稻在湖北、福建已连续进行了6年大田试验。经鉴定，其对二化螟田间防治效果达90%～100%。为了节省时间，在进行生产试验的同时，这种转基因水稻的食品安全性检测同时进行。数百只小白鼠被分成两组，分别吃转基因水稻和常规稻三个月，而后做多项实验。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罗云波介绍，结果表明，转基因稻与常规稻无明显差异。
漫长的安全试验已经结束，朱祯表示，一旦重新发放“安全证书”批准商业化生产，水稻很有可能是第一个。
“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本就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很有可能像美国的孟山都一样占领国际种子市场先机。而且，我国是水稻99%用于自产自销，即使欧洲拒绝吃转基因水稻，也不会有什么贸易风险。”一位生物安全专家预测，明年上半年，转基因水稻很可能会获得许可，走上餐桌。
谨慎，政府仍在犹豫
“明年年初希望很大，但是也许还要等两年”，朱祯并不乐观。
政府对待转基因的态度是“积极发展，谨慎应用”，有科研人员说，这是“烟草插曲”给政府上的一课。早在1993年，我国农民就在种植抗虫害的转基因烟草。不过美国烟草企业Philip Morris在听说政府夸耀这种烟草后，便禁止采购该品种来制造香烟。
鱼番茄、蝎子玉米，听起来有点可怕？转基因自诞生以来，无论是是科学的、政治的、贸易的、甚至是情绪化的，有关它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些，都是政府要考虑的“决策风险”。
不过就眼前来说，对于中国来说，粮食安全似乎权重更大。连续数年的粮食减产，以及由此引发的粮价上涨，引发了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转基因水稻因此更加充满诱惑性。
黄季火昆，中国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对试种植转基因水稻的8个村做了数月调研。他算出一笔账：转基因水稻可以使农民少用80%农药，增产6%～8%，农民每公顷平均增收676元。如果全国90%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粮价将必然下降，社会福利每年增加41亿美元。
但是，对于环境的潜在的风险，使它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药。10月16日，在水稻的故乡云南，成立于香港的绿色和平组织专门发动专家，探讨了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
“稻米就是生命，中国如果种植有未明风险的转基因稻米，等于拿生命做赌注。”绿色和平项目经理施朋祥称，“这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赌博，像其他生物一样，转基因水稻如果被种到田里，就会不断繁衍，一旦出错，覆水难收。”而原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局长钱迎倩证实，“转基因通过基因流造成基因污染已经成为事实。”
选择转基因水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艰难的利弊权衡过程。支持者强调可以明见的利益，黄季火昆说，“转基因水稻晚推广一年，我们就等于放弃了每年200亿的收入。”
强调生物安全的一方则重视不可逆转的风险，“过去谁也不知道四环素有问题，等我们的牙黄了，就晚了。”国家环保总局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官员王捷表示，“要知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谁也说不好。”
公众，你还有选择权吗？
对公众来说，稻米是生活的必需品，一旦批准商业化种植，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吃或者不吃。
在判断转基因是否安全的这个问题上，科学家也无能为力。
中科院《科学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将转基因食物“可能”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总结为三点：
一、转基因作物中的毒素可引起人类急、慢性中毒或产生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
二、作物中的免疫或致敏物质可使人类机体产生变态或过敏反应；
三、转基因产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成分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
但事实上，不管是该文章还是全球的科学界，都没有提供支持这些结论的可靠证据。到目前阶段，对转基因安全性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
现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采取了“标识”这种折中但具有现实意义的态度将悬而未决的转基因安全“疑案”，留给公众自己判断。
“如果转基因稻米一旦商业化，要拒绝吃转基因食物，其实很难。”一位表示“不吃转基因稻米”的生物安全专家说，“我们将无处可逃”。
我国虽然出台了相应的“转基因标识”规则，但是只有目录中的5类17种农产品被要求标识。王捷说，《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标识办法》带着农业二字，因此只能管到农业，管不了与此相关的制药业、环保、更管不了食品加工，而这三项恰恰是和公众利益关系最密切的。
农业部转基因安全管理办公室主任程金根曾针对这个问题做答，他说，国家转基因监管工作的核心问题是安全评价。只要转基因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通过了“安全评价”，那么转基因加工食品就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再需要标识。“只要大米是安全的，那么米制品也就是安全的了。”
按照程金根的说法，公众对米制品是很难知情和选择的，因此，对于转基因的安全判断就落到了负责“安全评价”的专家团身上。
在专家团组成之初，国家环保总局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官员王捷说，负责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评价的，按照规定应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以及卫生、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专家组成。然而，环保局推荐了3位专家，但农业部只给了1个名额。而这惟一一位环保局专家还远在南京，对评估工作参与不多。
记者拿到了一份“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名单”，在这个由58人组成的评估委员会中，只需用网络稍一搜索，就可以查出近30多个生物技术专家。其中不少就参与或领导着转基因作物的研究。而环保、生物安全方面的专家则寥寥无几。
“如果他们能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的话，说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的。”香港绿色和平组织施朋祥对这些安全专家的立场提出了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