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事商业纠纷中，出现小股东采取攻势、大股东采取守势的反常现象，而政府也不能再打出保护民族产业的大旗——
最近，本来是一对在中国合资生产、经销百事可乐产品合作伙伴的四川韵律实业发展公司与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随着合作公司市场规模和效益的不断扩大，其商业利益发生了冲突，进而将在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对簿公堂。仲裁结果及合作公司的命运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巨大关注，各种报道与推测纷至沓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产权主体在与其他产权主体的交易中既有合作，又有利益冲突。正如一句常说的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其实，利益冲突的原因并不复杂。最初，美国百事集团希望进军我国西部碳酸饮料市场，与可口可乐一决高低，但难以突破上世纪80年代末的各种非市场进入壁垒；韵律公司的前身———四川广播电视实业开发公司有能力借助政府的力量突破碳酸饮料市场的行政壁垒，但它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核心技术。利益上的共同点使他们一拍即合，很快成立了合作公司。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百事可乐产品在四川认知度的直线上升，合作双方就企业控制权的分配产生了分歧，即企业里到底谁说了算。控股73％的韵律公司觉得自己是大股东，应说了算；百事公司觉得离开了百事品牌和浓缩液的供给，企业就难以为继，因此应自己说了算。最后当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时，“摊牌”就很难避免了。
当利益冲突尖锐化后，我国企业应选择什么方式来应对？过去我们有时会采取情绪化的应对措施，如通过媒体渲染民族情绪，以期引起消费者对本土产品的认知度和对外来产品的排斥；有时会求助于政府，希望政府从保护民族产业的角度出发，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与外商的利益冲突。显然，这些措施均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商业惯例相悖，当谈判失败求助于法律则是通常做法。
在本案例中百事可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百事公司率先向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韵律公司没有回避，而是迅速拿起法律武器，聘请律师，应对百事的起诉。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类似百事这样的跨国公司与韵律这样的本土企业在合作中的各种冲突还会发生，其中有体制的冲突、文化的冲突等，但更多的是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政府有义务履行自由市场原则，给予所有厂商平等的国民待遇，不管是对境外厂商还是本土企业都不能采取歧视性政策。韵律公司通过律师循着法定的争议解决途径来应对百事公司的仲裁事项，这不仅符合公司的长期利益，而且也表明我国企业在对外开放中日趋成熟。
当然，尽管竞争中的冲突是难免的，但在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合作是永恒的主题。老祖宗告诉我们：和为贵。特别是当发生利益冲突后，应从增进合作效益的角度去弥合矛盾，达到双赢，而不是故意夸大分歧，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本文无意评判韵律与百事在这次商业纠纷中到底谁对谁错，既然已经进入了法律仲裁程序，那么是非曲直就自有公论。但我国企业似乎应从该案例中汲取一些教训。百事公司从1993年投入100多万美元，到目前已分得利润4650多万元人民币，合作公司还从美方独资企业购买了3.22元人民币浓缩液。按理百事已获取了可观的商业利益，那么它为什么还要对簿公堂甚至威胁要退出呢？显然，百事27％的股权不能满足它争夺企业控制权和实现低成本商业扩张的目标。当它的要求因小股东的地位在公司董事会的决议中不能得到满足时，就凭借其掌握的浓缩液和百事品牌，向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请求终止与四川百事的“合作合同”、“浓缩液供应协议”、“商标许可证合同”，使合作公司走向了破裂的边缘。作为大股东的韵律公司尽管能控制董事会，但一旦百事退出，合作公司将因失去浓缩液供应和百事商标的使用权而难以生存。因此，中方不能接受百事的退出要挟，希望通过法律仲裁澄清是非，使合作公司能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
在本案例中，浓缩液是合作企业的核心技术，它与百事品牌一起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而这一竞争优势掌握在百事公司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在这场商业纠纷中小股东采取攻势、大股东采取守势反常现象的原因。所以透过这个案例，我国企业除了应在国际化背景下尽快熟悉惯例、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处理与境外公司的商业纠纷外，还应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保持竞争优势，从而在与境外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合作和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愿我们的企业在处理类似的商业纠纷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聪明。 （杨瑞龙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