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千秋百春企业顾问中心主任郑百春
“无信不立”
千秋百春企业顾问中心位于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一座不很起眼的写字楼里。这家企业成立不久，规模并不大，在北京这座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像这样的中小企业有千千万万家。我的采访对象郑百春先生正如同他所领导的企业以及他所租用的写字楼一样并不起眼，行事低调，稳重踏实。不过当我们谈起他的企业、他对前景的展望乃至他对葡萄酒行业的理解，郑先生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
郑先生认为，中国入世后，法国、意大利等国以盛产葡萄酒闻名于世、年产量高达几十万吨的酒业巨头必然进入中国市场。而要进入中国市场，不外乎外国独资、中外合资、合作几种方式。在外国巨头进军中国市场的初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市场风险并减少可能带来的利润损失，外国巨头寻找国内的合作伙伴作为其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不失为明智之举。也正因为如此，在前不久结束的北京农业国际博览会上，来自意大利全境的各大葡萄酒参展企业都在努力寻找国内的合作方。既然要合作，自然就需要了解合作方的各项情况特别是其资信状况，这就有必要对潜在的合作方进行信用调查，包括企业发展史、注册、监管、不良借款记录、经济纠纷、资产财务状况、主要产品、经营现状、潜在危机、主要经营者履历等。只有了解这些真实情况，才能对自己的合作方有正确的认识，掌握合作方的信用水准，从而降低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风险。郑先生告诉我，就在不久前，一家来自西欧某葡萄酒生产大国的酒业巨头为了进军中国市场，特意委托了一家事务所对国内潜在合作方南方一家葡萄酒生产企业进行信用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企业信用良好、资产雄厚、管理先进，可以合作。委托方认为该调查结果可能有水分，有疑虑。为慎重起见，经客户推荐，又委托千秋百春企业顾问中心对该企业进行信用调查。中心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得出结论是该企业信用不良、管理混乱、设备落后，但在当地市场占有相当的份额，建议委托方可以合作，但要加强监管、完善管理，扬长避短，可以双赢。最后外商接受了中心的建议。
郑先生认为，国内的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我国入世后面临着信用方面的诸多问题。从十九世纪末期张弼士创办我国第一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张裕葡萄酒公司起，虽历经百余年发展，企业数量达数百家之多，但依然比较分散，规模较小，万吨以上的企业只有4家，即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河北长城葡萄酿酒公司、天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及龙口威龙葡萄酿酒公司。而且，由于很多葡萄酒生产企业都是盲目上项目，技术实力不足，产品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资产管理状况不良。这些企业在中国入世后必然会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而要避免这种悲惨的境地，将信用管理交由专门的公司来做无疑会取得较好的效果。郑先生认为，信用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防范因市场销售产生的坏帐风险以及企业内部的管理风险，减少三角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产品销售成本，保证企业正常运行的合理现金流量。信用管理包括事前防范、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理。郑先生忠告企业界的朋友，任何一份合同在签订前，都应调查对方的信用及相关情况，对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要有防范意识，制订防范措施，这叫事前防范。合同签订后在履行过程中，要加强监督控制，合同签订后不能万事大吉，要掌握对方的经营状况、资金情况，一旦出现经营恶化等不良前兆，要立即采取措施，如停止供货、中止付款等，以减少损失，这叫事中监控。到了合同约定的日期没有付款，或没有供货即发生违约事实，导致信用危机，这时就应及时制定对策，处理信用危机，如果措施得当、及时，可以避免损失，或减少损失，这叫事后处理。不少企业面对合作方的信用，往往处理方法不当，如不该打官司的去打官司，该打官司不去打官司，或没有策略地去打官司；有的是碍于情面，有的是认为没关系，对方还有大厂房，还有那么多的机器在轰隆作响，怕什么，殊不知它们已抵押给了银行或其他债主。一旦听说对方快要关门，才想起要去讨债，要打官司，这时已经错过了追款的最佳时机。这是信用危机发生后决策失误、处理不当所造成的恶果。郑先生同时认为，防范三角债的发生是信用管理的首要任务，靠企业的信用管理防范非政策性的“三角债”，比靠放松银根做事后处理更现实也更容易把握。
“无信不立”。郑先生认为，中国从其传统说是一个非常强调信用的国家，“欠债必还”、“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都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受片面追求利润狭隘动机的驱动，个别企业或者个人丧失了信用，欠债不还，言而无信，言行不一，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其原因正在于中国的信用体制不够完善，单纯依靠传统的道德教育已很难奏效；在没有健全的信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信用危机，从而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而美国完善的信用制度在保障美国经济十多年来快速增长方面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如果个人没有信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则不但求职谋业困难重重，而且银行不会发放贷款，商场拒绝其购物，电话公司也不会为其提供服务；如果企业没有信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银行自然不会贷款，公司也休想上市，上市者则股票会一落千丈，各类债主也会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偿还债务，可谓步履维艰。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个人或者企业不在意其信用，这样经济秩序自然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保障。所以，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很有必要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信用制度，以建立、完善我国的信用体系，将其纳入以法治国的轨道，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健康的市场秩序。而信用调查和信用管理业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必然会促使我国个人和企业注重自己的信用状况，从而加快中国建立信用制度的进程。
“无以规矩
不成方圆”
也许因为他是来自大别山脚下一位淳朴厚道的农民的儿子，也许因为他曾经攻读过法学硕士，也许因为他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熏陶，也许因为他经手过多起重大疑难案件，郑先生略显亢奋激昂的话语中透着一股对法治和正义的执着追求和对不法行为的深恶痛绝。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郑先生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即非常重视社会规则对社会秩序的保障和维护，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规则多限于道德规则，并没有上升为相对确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这种以“人治”为主的治国理念流毒深远，以至于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某些“违法施政”或者非法干扰司法工作的行为。
郑先生对此深有体会。
近几年，我国葡萄酒产业经过数年的市场培育，国内葡萄酒的消费量有了显著增加，葡萄酒市场成为我国经济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在这种形势下，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捞取一己之私，不顾葡萄酒行业本身的特点，盲目上马葡萄酒生产项目，结果在短期内国内竟然增加了上百家中小葡萄酒生产厂家，很多厂家连最起码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都不具备，生产的葡萄酒更是品质低下，不具任何市场竞争力。而当某些小葡萄酒生产企业因欠债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时，当地政府个别领导又千方百计加以阻挠。郑先生曾经接手过一个案件，南方一家公司向某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申请，要求判国内某小葡萄酒生产企业破产，该人民法院接受了公司的申请正式受理立案并成立了该葡萄酒生产企业破产清算小组。然而就在决定书即将下达时，当地某政府领导一个电话便否决了法院依法作出的合法判决。该公司向法院交涉无果，最终找到了郑先生。郑先生认为在当时的困顿形势下，唯有通过综合的危机公关和有针对的案件策划才能真正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事实也恰恰证明了郑先生的判断，并通过采取相应的对策最终顺利完成了对方交给的艰巨任务，该葡萄酒生产企业最终被判破产清算，通过法律程序使债权人的权利得到部分实现。
郑先生认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仅垄断和准垄断行业要面临严重的冲击，相关金融、法律等相关行业及汽车、葡萄酒等舶来品的市场竞争也必将日趋白热化，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同样面临深刻的转型。郑先生指出，中国入世后，最大的挑战和调整是政府部门，政府应该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今后行政审批的项目会大为减少，法院判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透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此同时，我国各级政府完全有可能面临被本国企业以及在本国市场上的外资企业，以及因为和中国发生进出口关系的外国企业告上中国法院的事情，而这也恰恰是中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施政”的表现。不过，由于历史的惯性，政府的运行机制与WTO的规则差距还比较大，政府实现与WTO机制的完全结合绝非一朝一夕可成。郑先生真心希望他所从事的通过非正常渠道解决企业之间经济纠纷、信用危机的行当，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能够成为夕阳行业并最终趋于消亡，因为那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法治精神和体制完全确立，意味着所有的纠纷将能够通过正常的法制渠道加以解决。
郑先生同时还对中国葡萄酒企业提出了忠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葡萄酒企业将在一个完全平等开放的全球市场体系内参与竞争，这就要求一切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要总是指望政府能够提供特别保护，中国葡萄酒行业的生死存亡关键就在于其不断加强管理和提高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的把握能力。
就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的交谈已过去几个小时，在他的言谈话语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在事业的天地间孜孜以求的跋涉者的所有优秀品质：勤奋、不怕苦、不怕累、有恒心、乐于助人、为人真诚。郑先生告诉我，他喜欢具有挑战性、开拓性的、有相当难度的工作。我想，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当所有的企业在全球统一的市场体系内平等参与激烈竞争的时候，郑先生一定能够感受到作为一位挑战者和开拓者才能品味出的乐趣。 作者:鲍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