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看风俗至关重要，以为风俗之厚薄，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宋人苏轼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苏东坡集》卷五一《上皇帝书》)
中国古代对于文化的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是有深刻认识的。《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戎子驹支语日:“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言语不达。”《吕氏春秋·为欲》也说:“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顺其天也。”这是反映不同民族之间在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方面存在天然的差异。《汉书·地理志》具引《礼记·王制》说:“高山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这又说明不同地理环境中要孕育出现不同性质的文化。 在古代中国，风俗的变化有两方面的推动力，一是官员的教化，二是民众的习染。这就是所谓“鼓舞于上者为之风，习染于下者为之俗。”《后汉书》中记载许多循吏改变边俗之例，虽然其中不乏夸大过甚之词，但他们将中原文化传播到南方与边地的事实是明显存在的。但官员的教化毕竟速度较慢，有大量官员只是等因奉此，不能使中原文化都扩散到所有地区。因此风俗的变迁主要依靠接触传播，即不同文化人群的杂处来实现。《后汉书·南蛮传》说:“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岭南之化，并非以此为始。在秦始皇开岭南地以后即已初见端倪，当时所派五十万戍军，必将中原文化带入岭南。后世此类事屡见不鲜，如唐初，王勃《广州寺碑》就提到:“扬粤当唐初，北人多以商至，遂家于此。”人是文化的载体，北人南来经商，自然也要带来他们自身的文化，使得岭南固有文化受到影响。在平时，这一影响可能不太大，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中国历史上三次自北而南的大移民，就必然要使南方风俗与中原渐趋一致。
——节选自周振鹤《浅谈中国文化地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